香港企業家分析中美角力與兩岸三地

香港企業家分析中美角力與兩岸三地
香港企業家分析中美角力與兩岸三地

    【特約記者謝維倩報導】香港恆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平日留意政治情勢分析的人,應該對這個名字不陌生,他經常受邀演講,在Youtube想要搜尋他的相關影片垂手可得。最近造訪「觀視頻」時,無意間聽到他談香港問題時的一些分析,覺得頗有見地。  但其實是我太孤陋寡聞了,顯然他在兩岸三地早已享有盛名了。

    10月30日在台北舉行的華人領袖遠見高峰會,陳啟宗針對中美貿易戰下兩岸三地的局勢作出個人觀察,想要看全程演說內容的請上Youtube點擊影片,本文將其演說的一些精彩摘要分享出來。

    華人領袖遠見高峰會是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聯合創始人高希均與王力行在17年前開始舉行的年度會議,已成為華人世界的高規格峰會。  頭五年的峰會在上海舉行,這個淵源使得峰會也成為兩岸交流的平台。2008年兩岸落實大三通,開放大陸人士到台灣從事商務與旅遊,高峰會第一次移師台北。 

    這兩年由於政治考量,大陸企業家和學者到台灣參加論壇的人數相形減少。  回顧遠見高峰會的歷史,見證了中國加入WTO後的經濟飛躍,同時台灣與香港經濟相對的消長。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由一位在大陸九個城市開發房產、受過美國大學MBA教育的香港企業家,在台北談兩岸三地糾葛的情結,以及中美貿易戰的歷史意義,自然耐人尋味。

 

誰能擁抱大轉型?

    陳啟宗首先為這次大會的主題「擁抱大轉型、超越大變局」解題。他懷疑當今有哪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真正在擁抱大轉型、超越大變局。  轉型和變局正在發生,但真正能夠擁抱的國家和經濟體恐怕是少之又少。

    「我想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國。美國的制度基本上是無為而治,這種制度比較能夠擁抱大轉型。  但正如丘吉爾曾經說過的,美國人永遠會做對的事情,但是首先要把錯的事情先做完。我想美國早晚會很成功地擁抱大轉型。」

     「另外一個到目前比較成功的國家是中國大陸,主要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家的政策,特別是在美國的壓迫下,叫它不能不轉型。但是太集中的決定權是比較危險的,因為可能轉錯了,可能擁抱錯了。好處是擁抱錯了可以立刻改。當然這個改,可能是改好,可能是改壞。所以中國能夠擁抱大轉型」

     但陳啟宗提醒說:「即使是像美國和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也不能夠說超越大變局,最多是在變局中尋求生存之道。」

     陳啟宗的分析,直指中美對峙無形中形成了兩種政治模式的競賽,也就是中國的集權制度,對比美國民主制度的權力分散與社會分裂。 有些政治學者質疑前者是否更有效率,而後者是否容易造成決議拖延渙散。 

    要更好地理解前面引用陳啟宗的這段話,我們需要參照他在今年致股東公開信中的看法:

     「坦白說,本人認為西方模式更安全,特別是在當今錯綜複雜、密集互聯又瞬息萬變的世界裡。除了對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擔憂外,還有本人此前提及過的一個更實在的憂慮,就是鑒於當今全球經濟體系的複雜性,任何人皆無法掌握所有事實。

     或許他朝有日人工智慧會幫助領導者應付得更好,但就目前而言,高度集中的決策模式會帶來政策失誤的巨大風險,意料之外的結果可從各方而來。這在最有能力的決策者身上也容易發生,即使初衷完全是出於善意。理論上,決策者也有能力扭轉錯誤。

     幾年前,北京在處理與股市相關問題上的確這樣做。但如果這樣的糾正本身就是錯誤的,從而使問題惡化,又該如何呢?例如,當今的世界經濟連同其資本市場已變得如此錯綜複雜,以至於沒有個人或一小部分人能夠完全掌握。隨著計算速度不斷提高,隨之而來的複雜性也呈幾何級數增長。西方的分散決策模式應該能夠更好地應對這樣的一個新世界。」

     至於大家關注的:中國何時能夠趕超美國的問題,陳啟宗顯然認為僅僅在國家總GDP上較量是不夠的,他在乎的是人均GDP:

     「今天,中國和美國的土地面積大致相同。以絕對及人均值衡量,北美的自然資源遠較中國豐富。由於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前者的國內生產總值絕對值的規模將超過後者。然而,美國有一個多世紀的領先優勢,且鑒於社會制度的差異,本人懷疑中國這個亞洲巨人能否在幾個世紀內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方面超越美國,如果可以超越的話。畢竟,中國模式更容易受到周期性衝擊的影響,而這種衝擊可能使國家倒退五至十年,甚或更久。最近一次的衝擊發生在1989年6月。美國的制度則更具彈性,也更容易自我調整。」

     即使中美各具優勢,陳啟宗認為美國不久將會了解到一個現實:「有誰能強迫一個有14億人口且歷史悠久的國家改變?這不太可能,而且即使可以,也可能會引發其他嚴重問題」。  但同時,要美國人接受東方的集權方式也並不可能。  「有鑒於此,互相尊重是前進的唯一方法。當然更理想的是,我們應當虛心地向別人學習。」

 

中美貿易戰沒什麼大不了

     陳啟宗卻認為從大格局而言,中美貿易戰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雖然中美貿易摩擦對於很多國家十分重要,但貿易絕對不是第一層次的問題,最多是第三層次。

     第一層次應該是科技,因為科技帶動軍事,軍事重要的原因是國防。中國今天和美國一樣重視國家安全,但沒有想要建立軍事霸權的意願,然而美國做了世界老大70多年,還想要繼續維持這個地位,因此摩擦不可避免。

    第二層次的摩擦應該是貨幣的戰場和資本市場。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逆轉,有些人覺得不可思議,但陳啟宗認為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全球化絕對是循環的現象。兩千年前有絲綢之路,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東歐以東、中國以西的國家,就是中亞。然而今天的中亞已經是被全球化遺忘的地區,也因此現在才有「一帶一路」。歷史上有,將來也會有全球化的大逆轉。

    這次的大轉變一大部分來自美國的主張。美國向來不以國際主義立國,從最早時開始,美國便是以孤立主義立國的國家。  1832年「門羅主義」之後有「美國例外主義」,1903年有「羅斯福推論」,一戰後美國的孤立帶動了全球經濟大蕭條,二戰美國是被逼出來參戰。美國甚至當年沒有加入國際聯盟。今日美國再度擁抱孤立路線,將使全球化發生根本上的轉變。

    陳啟宗認為,如果今天美國往那個方向邁進,對於你我來說是大轉型、大變局,但對於美國來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過是回歸他們的老路而已。 

    陳啟宗舉一個曾為世界經濟論壇第二號人物的好友為例,這位朋友過去15年來一直在日本舉辦高規格的閉門會議,他說三年前如果想要在日本提議討論美國是否為值得信賴的夥伴,他會被送入瘋人院!

    而去年日本人主動提出這個議題作為討論的主題。日本正在尋找自己的路線,它不能沒有美國,但美國是否絕對可靠?陳啟宗認為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日本如此,那台灣怎麼   辦?

    陳啟宗認為,歷史告訴我們,貿易戰沒有贏家,但這次恐怕有一個贏家,就是川普本人。  兩年前陳啟宗便說,即使貿易戰對中國很重要,中國對於貿易戰也不要太認真,因為美國並不是很認真。中美貿易戰什麼時候會達成協議?  就是當特朗普的政治算計需要的時候,他便會宣告達成協議。  中國可以跟他玩一玩,耍一耍。慢慢北京也覺醒了,等到川普需要一個協議的時候,中國也可以說:「我們再等一等吧!我們再玩一玩吧!」到時候看誰比較著急?

    貿易戰對於很多經濟體很重要,但陳啟宗認為從大變局的角度來說,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科技和資本市場的競爭才是大變局的重點。  有人說中美關係將來好不到那裡去,但陳啟宗也不認為一定會壞到那裡去。  因為美國早晚會發現一件事:當它上了打拳的擂台,是否能夠把對方打下去?

    美國可能在點數上贏了,但對方還站在那裡,結果是你不可能把對方打倒。  1980年代的美國可以把中國打倒,就是到1990年代或許也還可以,到了今天恐怕不可能。即使點數贏了,對方受傷,恐怕北京也相當有反擊的能力,到最後兩敗俱傷。

    陳啟宗在致股東公開信中指出:  「今天的中國已對最壞情況做好準備,但美國卻沒有。  實際上,擁有民主制度可能會令美國出現更多的社會動蕩」, 因此他認為美國遲早會覺悟到與北京合作仍然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

    對於這種變局,小國家、小地區和小經濟體要防備的是,如果把籌碼押在同一處, 「當美國轉身時,你站在那裡?」陳啟宗語重心長地問。

    雖然陳啟宗不知道中美貿易戰還會拖多久,事情可能也有轉圜的餘地,但這個過程會讓小國家、小地區和小經濟體受盡折磨,因為要選邊站。未來的世界可能科技會有兩套系統,就像過去移動通訊系統分為GSM和CDMA。  陳啟宗認為,最終美國和中國都會站穩腳跟,遭受嚴重打擊的將會是那些被迫做出取捨的較小國家。現在這些國家享有兩個龐大市場,但很快它們可能得二擇其一。

 

台灣 = 政治優越 + 經濟自卑

    談到台灣,陳啟宗認為綠營和藍營都有人好像就等一件事,就是等北京垮台,等了五六十年,等來等去還沒垮,1989年好像有點希望,結果不只沒垮,還越來越好。

    面對世界大轉型與大變局,陳啟宗認為:「做人也好,作為經濟體也好,政治實體也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自己要有競爭力,自己要上進,而不是希望別人不好。

    希望別人不好,可能你達不到目的,那你最後自己在那兒?你變得非常被動,變得不求上進。」

    陳啟宗認為現在台灣有相當大的「政治優越感」,但同時逐漸有「經濟自卑感」: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一個政治體系是完美的,以為自己的是最好的,那是傻瓜。  看見人家的不好是對的,但是你(也)要看見別人的好。要看到自己的好,但是做人也必須看到自己的不好。你把籌碼都押在你們自以為是的政治優越上面,恐怕你再等5年、10年、20年、100年北京也不會倒,你自己怎麼辦?」

 

香港正在「台灣化」

    作為1949年在香港出生的企業家,陳啟宗認為香港是個小地方,所以只可能有小的變局,變來變去沒有什麼大不了。  他也指出,香港人的「基因」和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不一樣。他自己的父母是1949年到香港,後來到香港的大陸人是在三反五反、大飢荒、文革、八九民運期間跑到香港,所以香港人的「基因」和內地非常不一樣。

    「香港的政府只能犯小錯,只有北京才能犯大錯,北京也犯了不少大錯,問題是北京今天知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錯? 我們沒有這個把握。有人說香港主要是做一個榜樣給台灣看,我認為這是瘋子(說的話)。台灣早就超越了這個,香港不可能是台灣的好榜樣,只可能是壞榜樣。就是香港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台灣人接受為榜樣。」

    針對香港「反送中」的抗議和暴動,陳啟宗表示,香港正在「台灣化」:政治挂帥,經濟荒涼。  陳啟宗認為,在民族情懷上,台灣和香港對中國極度重要;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台灣對北京不重要,香港回歸時佔大陸GDP的18~20%,現在只剩下2%。

     「大家都是炎黃子孫的後裔,大家都希望國家好,希望中國人日子過得好,唯有能夠客觀地看事情,分析事情,才能夠得到比較正確的結論,也才能夠達到比較正確的答案。今年我來台灣三次了,發覺現在年輕人有點問題。 香港的年輕人是失去的一代人。台灣呢?希望大家三思。」

    這次在台北的演說,陳啟宗假設主要聽眾是台灣本地人。  即使聽眾未必全然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觀察應該啟發所有關於中美關係和兩岸三地的討論。 

    雖然他提醒台灣和香港完全追隨政治挂帥的危險,但他也警惕完全以經濟成就來支持政權的正當性,正如他在致股東公開信中所說,「既然中國人已經取得若干經濟上的成功,本人真心希望他們不要墮入自己的『歷史終結綜合症』模式,也就是東方優越感。這同樣是愚蠢的」。  正如陳啟宗在演講中強調的,政治不能填飽肚子,而經濟和金錢也不能完全滿足人類精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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