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死,台北成大贏家?亞洲金融中心格局未變恐怕還差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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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Lin/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

近日由於北京當局強推「港版國安法」,讓香港民眾累積的抵抗情緒再次激昂。此波政治緊縮固然必會衝擊經濟層面,金融市場亦確實出現將資本轉移至新加坡、東京、首爾以「避險」的跡象,但香港會因此失去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嗎?

抑或如部分台灣媒體的「香港已死,東京,台北,新加坡,誰是下一個亞洲金融中心?」相關報導指稱,台灣喊了多年的「亞太金融中心」,有機會在此時局下成真?

筆者個人見解如下:儘管政治環境可能丕變,但香港至少在未來 20 年間,依然會穩居亞洲前三大國際金融中心、全球前十大國際金融中心。至於台北或台灣,很遺憾地不可能「一步登天」,仍有非常多需要追趕的空間。

亞太三雄並立格局未變:東京、香港、新加坡

當代的東亞地緣經濟,可以大致區分為:「東北亞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及「東南亞經濟圈」三大經貿板塊。在經濟優勢及產業分佈上,「東北亞經濟圈」長期扮演資本與技術提供者的角色、「大中華經濟圈」近 10 多年來成為主力消費市場,「東南亞經濟圈」則長期為生產據點提供原物料與勞動力,直至近年也開始成為新興消費市場。

而經貿全球化的趨勢,雖造成「生產據點」分散全球各地區,但頂端的製造技術,和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專業服務業(如企業律師、會計師、併購顧問等),卻始終高度集中於少數的城市及結點。

亞洲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於上世紀末開始一棒接一棒快速成長時,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分工」:台灣以科技半導體產業、電子業代工為主流;東北亞的日、韓則分別挟高新技術與國家扶持財團資本,強化經濟競爭力──當中尤以後者(韓國)的科技產業,對台威脅最鉅。而隨著大中華經濟圈和東南亞經濟圈的崛起,作為前者「門戶」的香港與後者「樞紐」的新加坡,其扮演金融樞紐的地位更十分明確。

受惠於三大經濟板塊持續成長,跨國企業在亞洲經濟活動之營運、指揮及募資中心,也皆以這三大金融中心為主。

換言之,東京、香港及新加坡能夠成為國際級的金融中心,源自過去數十年來,亞洲三大經貿板塊發展脈絡下的「自然成形」,除非如戰爭、天災等重大不可抗力發生,否則很難在一夕之間翻轉。

這也是為什麼,儘管韓國的首爾、中國的上海或深圳近 10 年來均雄心勃勃地欲「取而代之」、並投入大量資源吸引國際資本,至今在跨國金融機構的眼中,仍僅能稱得上「區域內的金融中心」,更難以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樞紐地位。

至於台北、吉隆坡、馬尼拉等與前述城市相比,在綜合考量國內經濟量體和國際金融中心指數上的排名,則相對更為落後了。

國際金融中心取決於全球金融市場的契合

此外,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須結合活躍的外匯市場、股票市場、期貨交易、證券市場,健全且能接軌國際的法律體系及交易制度,並需搭配方便的交通運輸、國際化的人才教育等軟、硬體基礎建設。

鑒此,筆者認為「國際級的金融中心」要件有三:一、區域內具有高度政經影響力及競爭力的城市;二、該城市擁有發達的金融服務業,能連結國際經貿網絡;三、金融中心和國家政策的結合。

以此觀之,東京、香港、新加坡長期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僅分別代表東北亞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及東南亞經濟權的金融樞紐,更與各自的政經環境、城市發展策略,尤其中央政府配合外資設立營運總部需求,所推出的稅務、法規配套等措施,關係密不可分。

香港是「國際標準」,北上深是「國內標準」

回顧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早在上世紀六O年代便成立「境外金融中心」,以寬鬆的金融及外匯管制、租稅的優惠待遇及完善金融服務著稱。

香港的金融優勢在於「賦稅較低、金融相關規範自由、監理機制透明」等,對於跨國企業及投資經理人而言,在香港成立公司不僅個人所得稅率低、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也低,同時公司設立登記程序簡便。

尤其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之官方語言、支持金融發展的會計制度、相對較受信任的英美法律體系與相對(中國)較高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程度、國際水準的公司治理,更奠定香港在亞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如今,由於包括「反送中運動」、「港版國安法」在內的諸多爭議,香港的「國際標準」確實面臨巨大挑戰──但對國際資本來說,與其說是「民主」香港才有投資價值;不如說是(有利外商的)「法治」香港才是關鍵。

而這也是為何上海、深圳、北京等中國沿海一線城市,在中國政府全力扶植發展超過 10 年下,仍無法真正取代香港的原因──香港是上述「國際標準」的資優生,而深圳、上海、北京只能嚴守國內標準。

對岸金融高層「不能說的秘密」

就筆者所知,對岸金融界高層圈,一直有個不能說的秘密:檢視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歷史,倫敦崛起背後有大英帝國霸權、紐約崛起背後也有美國兩次世界大戰後的霸權作為依歸。他們認為「 21 世紀鐵定是中國人的世紀」,中國也勢必得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這個城市可以是上海或深圳,最好是北京。

然而,儘管經歷如此多的努力,香港的地位仍無法被撼動──雖然在去年在「中英合資」的金融中心排名中指出,上海已超越香港成為亞洲前三金融中心,但真正位於亞洲的國際金融圈操盤手,並不會因此「捨香港就上海」──箇中關鍵,正在於中國終究仍是一個「規劃經濟」導向的市場,因此勢必對境內的資金流動、人民幣匯率、資本流入 / 流出進行一定程度的管控。

換言之,無論上海或深圳、北京的 GDP 再高,如果無法真正「鬆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便始終無法被真正取代。

反過來說,如今因政治、言論自由與(刑事)司法制度逐漸「中國(內地)化」,會不會大幅衝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答案恐怕也非如此──

現實的是,只要香港的外匯進出、資金流動、稅務制度、上市規章等財金相關法規不受影響,它仍然對著眼「大中華經濟圈」的國際投資機構來說,有著遠大於鄰近其他城市的吸引力。

台北缺乏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雄心壯志

由於金融業服務業為第三級產業經濟,因此作為國際級金融中心的城市,往往必須有跨國公司和國際大型金融機構的總部聚落成形──因這些跨國機構的區域(或國際)總部,不僅能提供大量的資金融通需求,同時也是國際資金和本國金融市場的重要通路,在專業人才需求方面,亦能對周邊市場形成強大的磁吸效應。

此外,如同上文所述,該地還須結合活躍的外匯市場、股票市場、期貨交易、證券市場,健全且能接軌國際的法律體系及交易制度,並需搭配方便的交通運輸、國際化的人才教育等軟、硬體基礎建設,方有可能真正進入「國際級」。

很遺憾地,關於上述金融中心發展所需的軟硬體設施,目前的台北相較於前段班的競爭者們,仍然望塵莫及。

更遺憾的是,無論執政黨派,台灣從「亞太金融中心」、「亞太營運中心」到「綠色矽島」、「亞洲.矽谷」⋯⋯政府的口號一再「推陳出新」,實際著眼於制度面和產業面的改革,卻始終乏善可陳。

因此筆者認為,儘管香港局勢正面臨短期的挑戰與考驗,但中長期觀之,亞太地區仍呈現東京、香港、新加坡三雄爭霸國際金融中心之態勢;但反過來說,東京、香港、新加坡若要維繫「亞太地區最具競爭力城市」的美名,背後的政經體制能否良性運作,亦為支撐的關鍵之一。

猶記得 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完之後,台北市府確實找來國際金融相關業者和專家,辦理了幾場座談會──在「確定台北已是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前提下,會議中討論的主題是「升級為國際金融中心,到底是中央的權責還是地方的權責?」

一片「盍各言爾志」中,最後大家的「共識」是:「(台北)能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主要仍取決於國際金融市場的流動與變化⋯⋯。」

若以此觀之,台北顯然缺乏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雄心壯志,又何來的「或成最大贏家呢?」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評論】「香港已死,台北或成最大贏家」?亞洲三大金融中心格局未變,台北恐怕還差得遠》,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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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台北出生、高雄長大、北京委身。專長為私募股權基金研究,曾任職政府產經智庫及外商顧問諮詢,就讀過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清大經濟學系博士班,兼讀過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博士班。體悟到凡事不能囿於兩岸關係的利益,台灣青年必須要培養全球化競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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