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很好的病例

圖片來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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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政府學院最強的教學和分析方法就是「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這種方法不講意識形態,但分析意識形態在個案中的影響力。個案研究法也不講政治立場,但把政治立場擺在「遊戲理論」(game theory)中的角色去分析其作用。這套研究方法就像醫師的臨床診斷,完全就病論病,不講情面。

香港這段時間的騷亂放在個案研究法的解剖台上檢查,不難發現騷亂的病原只有一個:那就是「恐慌」,具有高度傳染力的「恐慌」,那個毫不重要的「逃犯條例」剛好觸動這個「恐慌」的快速傳播。這個傳染性的「恐慌」是累積多年的精神壓力疾病,只是突然暴發出來。

中國政府當年很天真的認爲「港人能治港」,在一個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的香港就是一座累績龐大歷史和社會矛盾的港口。英國人先利用香港做爲鴉片毒品走私進入中國的倉儲基地,再發展成爲轉運中心,就注定香港既進步又腐敗的發展途徑。

1851年到1864年太平天國動亂期間,大批廣東的富豪、地主、難民逃難進入廣東,香港人口開始大量增加,這時香港才成爲講廣東話的島嶼,因此很少有香港人的家庭歷史超過170年,比英國殖民者在香港的歷史還要短。英國藉這個機會讓香港成爲大英帝國與中國進出口的貿易港,也讓香港成爲英國保護中國難民的庇護所,這種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使香港人心誠悅服地臣服英國殖民統治,這完全不同於其他殖民地會有反抗的現象。英國人樂得輕鬆不必如在英國本土統治,要在資本主義上填加任何社會主義的設施。這造成香港有著世界最進步的經濟金融體制,卻伴隨著最落後的社會和教育體制,精英班和放牛班有著少見的差距。

1937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中國,但尚未侵略香港,中國人第二次大舉逃難香港。1946年國共內戰至1976年文革結束,長達三十年的中國動亂,香港又接收了來自大陸和越南的難民,讓香港成了以難民爲主要人口的社會。殖民統治、走私經濟、難民社會構成「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真實面貌,其結果就是高度的貧富差距。這不只反映在財富,也反映在教育和文化。

香港沒有累進稅,香港財政收入幾乎全來自土地稅。英國殖民統治時,香港土地全部國有化,再以使用權20年至70年批租給英國和香港財團,接者培養出一大群房東階級,像吸血鬼般層層剝削每一滴血。財團轉而培養一批「愛港環保團體」,處處反對董建華的擴大公屋政策。這種社會經濟結構不是「港人治港」或「特首普選」能打破的。

香港有全世界頂尖的大學,卻有最糟糕的教育體制。教育年限和程度普遍的低落,既是貧富不均的原因,也是結果。頂尖大學是英國殖民統治培養「皇民」的策略,也是發展轉口貿易,以及從貿易延伸出世界級的金融保險市場,讓英國獲取龐大利益的工具。難民社會的普羅大眾當然少有機會爬上精英階層。

香港回歸和中國崛起衝擊了矛盾萬端的香港社會,中國提供香港精英階層廣大的發展機會,但也讓香港那些教育素質不高的普羅難民喪失面對大陸居民的相對優越感。這些難民原本就帶有反中和反共的歷史背景,不會有自願接受英國殖民的心情,去接納中國政府的影響力。這是中國政府始終無法理解的心結,中國不斷輸血香港,反而刺傷香港人的驕傲。英國不停吸血香港,卻反讓香港人感恩莫名。「五十年不變」意味著香港這種嚴重的矛盾性要持續五十年,甚至更嚴重。

中國資金進入香港,也無法打破這個經由殖民、難民、走私所形成的畸形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但是中國崛起卻又對香港產生強大的替代效果和相對剝奪感。香港必須整合進入中國的經濟圈才能生存,但香港的階級社會結構卻只能使精英階級從中獲利。香港財團從中國改革開放獲取巨額利益,但也不會投入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反而把資金挪去英國、加拿大和澳洲。中國越強大,這些壓在社會結構底層的香港人只會越疏離和越恐慌。

英國統治下,香港長期擔任中國和世界的轉接站,很自然會培養出買辦文化,既是英國的買辦,也是中國的買辦。香港因此注定成爲中國和國際勢力聯合又鬥爭的場域,他們主觀上無法全心認同中國,客觀上更無法認同其他國家,最後只能內縮發展出自己的香港人認同。但香港人植根於買辦文化的自我認同,比失根的蘭花更虛無,只能使原來的難民文化更加突顯,非精英階層的香港人逐漸走入一個恐慌症發作的哈姆雷特悲劇,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作者 蔡正元/雲林北港人,台灣師範大學畢業,負笈美國哈佛及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紐約華爾街,曾任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國民黨文傳會主委、中常委、政策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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