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香港經濟：後疫情時代能否轉型國際科創中心
一場疫情，一場社會運動，接續而來，香港經濟陷入長達兩年的萎縮。對於不同的人，在這場寒流中，體感溫度不盡相同。
今年50多歲的香港人阿美（受訪者要求化名），原本是成衣貿易的採購經理，原本在貿易戰中已經被裁一次，疫情之後又被裁，現在每天寄十幾封求職信，把工資預期下調三成，依然無工可做。
Brinc公司總裁吉內斯塔（Guillermo Ginesta）所從事的行業在香港算新興行業——創業公司加速器。Brinc投資並幫助企業加速擴張，過去幾年總部根植香港，擴展到中國內地、印度、澳大利亞，以及歐洲和中東，投出160家企業。現在正忙著參與香港政府辦「史上最大線上創業節」。
冷熱不均的現實中，懸著一個問題——瞭望前路，等待香港人的是觸底反彈？還剛剛踏上一條漫長下坡路？
香港困境
香港的經濟結構非常獨特，服務業佔比全球最高，超過93%。
佔比最大的兩根支柱是貿易物流和金融服務，分別佔GDP的20%左右。
阿美所在的成衣貿易屬於貿易物流，如果近距離觀察，不難發現奇怪之處——幾乎沒有製造業的香港，卻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輸出地。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莊太量解釋，香港主要在轉口貿易中獲利，以2018年為例，轉口貿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務費，規模就能達到GDP的20%。
而轉口貿易之所以有利可圖，在於各國對於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區別對待。以美國為例，美國1992年通過《美國 - 香港政策法》，授權美國政府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繼續在貿易上給予香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待遇，包括關稅和出口管制等。
但在中美持續對峙的大背景下，轉口貿易浮現危機。比如2019年9月，正值中美貿易戰高峰，香港出口貨值單月同比下跌就達7.3%。
雖然在疫情之中，由於中國產能受影響較小而出口激增，使香港貿易量恢復到貿易戰前水平，不過潛藏的危機並沒有去除。
2020年7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簽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美國給予香港貿易上的特殊地位。這份法案成為懸在香港頭上的烏雲，常年佔比最大的產業有可能說沒就沒。
而另一大支柱金融業，則在低迷經濟中依然穩健增長。
金融行業也有問題——吸納就業能力極差，佔經濟20%左右，僅創造6%-7%的職位。
這使得大量就業人口被擠壓進餐飲、零售，從事低端崗位。後果是，拉大貧富差距，而且這些崗位上升空間有限，阻礙社會流動性。而且在疫情中，恰恰是這些低端崗位，受衝擊最大，恢復最慢，進一步放大了原有問題。
香港大學經管院長蔡洪濱就曾向媒體表示，從外部觀感和經濟數據看，香港經濟很好，但觀察越深入越驚訝，香港的整體發展水平和社會發展指數竟然如此不相稱——人均GDP媲美歐美髮達城市，基尼係數、科研投入佔比卻與非洲無異。
對於香港來說，優化產業結構，成為後疫情時代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對比新加坡
四下望去，香港有一個借鑒的對象——新加坡。
不同於香港，體量相近的新加坡經濟中，依然保有26%左右的工業。
這部分集中在電子製造、生物醫藥、石油化工等高端製造業，為新加坡創造大量的工程類、管理類優質職位，成為經濟和就業的穩定器。
「穩定器」的作用在疫情中體現得淋灕盡致。兩地控制疫情程度相似，但香港失業率一路走高，去年二季度達到6%之後，持續上揚，去年底今年初甚至達到7.2%的高位。
新加坡在疫情中平均失業率雖然創下10年來新高，但也僅為3%。
這種差距也體現在工資上，香港工資月收入中位數在1.7萬港元左右，新加坡為2.5萬港元，差距近50%。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發佈的一份分析稱，不僅是新加坡，台灣、韓國都在產業轉移的浪潮中保留相當可觀的製造業，佔經濟比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並且在持續的科創投入中擺脫重資本重人力的傳統製造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端製造業。反觀香港，製造業完全外流，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報告將這種現象歸咎於香港政府長期奉行的「積極不干預」管治哲學，導致產業政策缺位和政府經濟功能弱化。
轉型出路
如何學習新加坡，打造多元化、有活力的經濟？從業界到專家，都把目光投向科創。
「香港有很強的動力使經濟更加多元化，而科創就是一個絶佳的方式。」Brinc（香港）總裁吉內斯塔（Guillermo Ginesta）介紹，Brinc每看150家公司，才會投入其中一家，因此每年有大量的全球企業到香港來尋求他們的投資，這些企業看重香港獨特的「生態位」——擁有雄厚的資金，良好的國際化服務（法律、信息），同時緊鄰廣東這個全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以及中國的龐大市場。
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鄧希煒教授向媒體表示，香港的未來，是發展創造基於科技與研發的知識性經濟。因此除了加大財政投入科研力度以及吸引人才和企業回流香港，還要「讓香港經濟再工業化，為科研及初創建立完整的生態環境」。
「香港應該推動第三次經濟轉型。」鄧希煒此言針對的是前兩次轉型——成為英國殖民地後，香港的轉口貿易蓬勃發展；1949年歐美對華禁運，香港第一次轉型，成為輕工業製造基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第二次轉型，剝離工業發展高端服務業，成為金融中心。
香港政府似乎已著手轉型。2015年11月，香港政府組建創新及科技局，目的就是實現「再工業化」的目標。
2020年7月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生產商若在香港設立新的智能生產線，可以獲得最高1500萬港元的資助。
此外，還設立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創科創投基金等一系列支持計劃，共累計230億港幣支持近兩萬個項目。
「一開始我們看到香港初創企業中，Fintech（金融科技）公司佔多數，現在看到越來越多不同種類的企業進來，比如生物醫藥類企業已經形成規模，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生物醫藥類公司上市地，這些企業為人才提供新的崗位選擇，而不是進入傳統公司，成為經濟新增量。」
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Stephen Phillips）也認為，科創創造大量全新的工作崗位，比如人工智能，數據分析，高級編程，這些崗位的需求量明顯上升。「我們正在經歷香港經濟的多元化轉型。」
反應在數據上，香港初創企業數由2014年約1100間，增至2020年超過3300間，聘用人數由2400人增至10700人。
阻礙
這並不意味著香港就此走上科創的坦途，就此改善經濟結構。
目前，香港科創領域規模依然有限，「再工業化」也很艱難，僅從本地製造業產值來看，在過去5年始終在400-500億港元間徘徊，2020年還大幅下探到420億港元。
莊太量向BBC中文表示，事實上「再工業化」很難實現，一旦邁入「去工業化」的發達經濟體行列，就再也回不去了，人工、土地各項成本太高，不符合經濟規律，縱觀全球也沒有先例。而香港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理念，使香港在整體上進行重新定位非常難。
吉內斯塔則提到另一個難關——很多創業者到香港後，最不適應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包括房租和食品。
在經濟學人智庫（EIU）每年公布的生活成本排行榜上，香港常年蟬聯第一。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創業過程中會轉嫁為創業成本。
這為很多創業者帶來了一個新問題，為什麼選擇香港，而不是一河之隔的深圳。
傅仲森認為，香港或深圳，香港或廣州，香港或新加坡，這些對比是有意義的，但並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而是「和」的關係，確切地說，對於中國內地企業而言，如果想開拓海外市場，香港可能是很好的出發地；對於國際企業而言，想要繼續增長，香港可能是進入中國市場的理想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