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華記者協會：中國的新聞自由急劇惡化

（德國之聲中文網）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的年度報告基於150份外國記者對調查的回復以及對駐華辦公室負責人的采訪。該報告指出，中國去年采用各種行政手段、包括監控系統來騷擾和恐嚇外國記者、他們的中國同事，以及外國媒體試圖采訪的對象。

德國駐華記者Mathias Bölinger對德國之聲表示，“這些年情況一直越來越糟，過去一年更是急劇惡化。尋找采訪對象越來越難，約好的采訪也時常不能進行，人們越來越小心，不敢談論政治話題。采訪對象常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國記者采訪。在其它層面上限制也越來越多。以前外國記者只是在新疆，青海，內蒙一些地區會被安全人員跟蹤，但現在，在大城市裡，比如杭州，也會出現外國記者被跟蹤的情況。此外，防疫規定，比如隔離規定也被隨意加以利用，尤其在新疆。”

德廣聯駐上海記者Steffen Wurzel也向德國之聲指出，去年外國記者在華的工作條件急劇惡化。他說：“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在這場疫情危機中，幾乎所有的話題都被中國領導層高度政治化。而只要涉及到政治話題，在中國就幾乎找不到采訪對象，不管是疫情、疫情的影響，還是奧運會、經濟計劃等等。所有話題都被政治化，連做文化方面的報道也越來越難。本來就有很多大門是關上的，現在更多大門也關上了。采訪對象常常被直接或間接告知不能、不可以或不應接受外國媒體采訪。”

Steffen Wurzel也有被跟蹤的經歷。他在接受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調查中講述道：“去年5月我在內蒙古休假。在滿洲裡和海拉爾，我們被數名警察跟蹤。我們還被趕出酒店。當我們不在酒店房間裡的時候，我們的行李被打開了，很可能是遭到搜查。我給跟蹤者拍了照，他們於是強行讓我刪除照片。”

Steffen Wurzel向德國之聲指出，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旅行禁令。他說，外國記者目前相當於不能離開中國，因為只要離開了就難以再入境。“對於家人在歐洲或其它地方的記者，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最新報告中指出，連續三年來，沒有任何外國記者認為工作條件有所改善。而在去年，有關當局更是以公共健康為由，禁止記者進入敏感地區並以強制隔離相威脅。此外，當局還通過簽證限制措施施壓。比如，至少有13名記者只獲得了有效期6個月以內的記者證，而通常情況下，外國駐華記者可以得到一年有效的簽證。

驅逐與逮捕

隨著中美關系緊張加劇，中國去年上半年驅逐了《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的18名駐華記者。

去年9月，兩名澳大利亞駐華記者也被迫離開中。在被中國國安人員問話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駐北京記者比爾·博圖斯（Bill Birtles）和《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AFR）駐上海記者邁克爾·史密斯（Michael Smith）在澳使領館接受了數天保護並離開中國。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稱，博圖斯曾一度被禁止離開中國。據《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報道，中國調查人員試圖向史密斯詢問供職於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的澳大利亞籍華人主播成蕾的問題。成蕾2020年8月被中國當局扣押，今年2月5日被中國司法機關以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正式逮捕。

去年12月，為彭博社工作的中國公民範若伊（Haze Fan)因涉嫌參與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被逮捕。範若伊2017年開始為彭博社工作,此前曾在CN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半島電視台和路透社工作。依照中國官方的規定，中國公民只能在外國駐華新聞機構中從事助理工作，不得獨立開展新聞報道。中國官方在一份聲明中稱："範姓中國公民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依法拘留。“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當時發表聲明，向範若伊表示聲援，稱對其被逮捕感到擔憂，並正在向中方尋求了解事件真相。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最新報告中援引去年3月被驅逐出境的《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麥思理(Steven Lee Myers)的話寫道，“盡管中國說過要向世界開放並向所有人展示它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但他們顯然限制任何不符合其願景的報道。這些都表明，情況不會出現任何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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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