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X簡靜惠 說不盡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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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小子在《書評書目》獲得好評,勇敢闖蕩文壇

簡靜惠——黃春明是一九六六年到臺北闖蕩,與基金會結緣在一九七○年代初。您當時剛從鄉下進城,在明星咖啡館點一杯十五元的咖啡,從早泡到晚,寫出許多知名的文章,您可以回憶一下,當年與洪建全基金會結緣的經過?

黃春明——原來我跟太太都在中國廣播公司宜蘭臺工作,後來到臺北闖蕩。剛到臺北時,真的一無所有,我們總共搬了七次家,第一次的家是一個台電的職員宿舍,房東其實是二房東,把很小的房間租給我們,我根本沒有辦法寫作。加上小孩子陸續出生,每當我想要寫作的時候,遇到小孩感冒,大哭,太太都要抱著孩子,在松江路一百二十三巷九號外面來回走,我才可以專心書寫。

後來,我在漢口街的國華廣告公司工作,附近有明星咖啡館。當時臺北並沒有太多咖啡店,明星在二樓,一上去,我找一個沒有客人的角落坐下。因為我是鄉下來的,比較懂得不好意思。如果我當天有錢,早餐喝一杯咖啡十五塊,中午再吃一個炒飯,消費較多。但是我有時候沒有錢,一杯咖啡,一坐一整天,占了一個位置,還有廁所可以用,我算起來很划算。我在廣告公司當文案寫手(copywriter),很多的idea都從那裡開始發展的。同事有事情就打電話找我,沒有事我就一直在那裡寫作。老闆簡錦錐看我寫作那麼努力,會交代同事:「黃桑坐這裡,他人如果不在,你不要幫他收,把咖啡留在那裡,他還會回來喔!」常常這樣,讓我很感動。

後來在明星咖啡館,結識了隱地、景翔等人,也認識了簡靜惠老師。我開始閱讀《書評書目》雜誌,得到許多訊息與知識,更得到評論與鼓勵。我因此經常拜訪隱地,常到位在博愛路的書評書目辦公室走動。

簡靜惠——小說家通常很寂寞,因為要等待評論家介紹與評價,方能喚起讀者與評論界的重視。在《書評書目》創立初期,何欣教授就曾寫長文〈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物〉給予您高度評價,您能回憶一下《書評書目》與您創作生涯的關係?以及當年閱讀的《書評書目》感動與啟發?

黃春明——《書評書目》登了何欣老師的評論文章,肯定作者,讓我很受鼓勵。小說刻畫人物是小說創作的根本,世界上各民族都有各自的語言文字,意義還是不能互通,能互通的是利用文字把小說裡人物的遭遇、人情、人性寫出來。在共通人性上,不管你是白人、黃人、黑人、印地安人,都一樣的,如此才可以翻譯,所以小說裡面人性是很重要的。

人性說起來很抽象也很具體,具體面小說家總能很細緻地刻劃,栩栩如生,讀者透過文字,可以想像到人物的一切。所以我們小時候聽故事、看戲或講故事,都是用語言傳達的,比方說《三國演義》中關公的赤兔馬多厲害啊!一日千里,流血汗,多厲害?但電影拍只不過就是一匹馬,很難表現出小說裡面那樣的棒。所以我們說,小說家透過文字刻畫人性太重要了。在我寫作小說的初期,就得到何欣老師的評介,奠定了我寫作的信心。

簡靜惠——黃春明喜歡把正在構思的故事講給家人與朋友聽,從聽眾的反應上,不斷改變說故事的策略,寫出精彩的故事。當時基金會在博愛路時期,您常來講古,連我公公洪建全老先生都曾經循著笑聲來當聽眾,可以請您回憶一下當年歡樂的場景?

黃春明——每一個小說家孕育故事的方法都不一樣,我的方法就是愛講故事,透過講故事的過程,觀察聽眾的表情,大家聽了都覺得好笑,或者難過的地方覺得難過,那就能寫出吸引人的小說。反之。當我講故事時,聽眾覺得很無聊,我就知道應該要收斂。所以我有一個習慣,常常講故事,一旦受肯定,就知道題材可以寫,就慢慢發展。

拉樓梯當座椅,黃春明笑聲四溢說故事

簡靜惠——黃春明跟柯青華(隱地)認識之後,就常來書評書目辦公室。那時候剛成立,我們就在博愛路,把國際電化商品公司的一個小房間當成書評書目辦公室。小房間剛好在走道上,旁邊有一個樓梯,前面就是辦公室。那樓梯可以通到四樓會議室,而樓梯平常是放倒的,要上去時,再把樓梯擺上,再爬上去,那個樓梯就是您——黃春明的座位,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坐。

黃春明只要來,就坐在樓梯口講故事。黃春明的聲音,還是跟現在一樣,滿大的,唱作俱佳。不僅說故事,也談理想。聽黃春明講去廣告公司之後,拍媽祖回娘家的紀錄片,講述臺灣很多地方的故事,臺灣的牛怎樣被拉到牛墟,可憐落淚的模樣!大家都聽得「耳仔匼匼(khap)」,耳朵都趴下來了。

不僅是我,我的小叔洪敏弘路過問道:「這個人是誰?哪裡來的?講話有宜蘭腔,臺語又說得很輪轉!」也成了黃春明的忠實聽眾。黃春明在我們家滿有名的,在歡笑聲中,我們聽了不少故事。我記得黃春明說過一個白梅的故事,這個故事後來就發展成《看海的日子》,我們是最早聽到第一版故事的幸運兒。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源於我對妓女戶的觀察,因為我在那裡半年多,幫忙修理過電風扇。在臺北寶斗里、重慶北路三段,有一條巷子進去,到寧夏路那邊,這一帶都是妓女戶,寧夏路再過去,到刑事警察總局那邊,還是零零散散的私娼館。當年只有電風扇,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都很破舊,妓女戶空間小小的,走道矮矮的,空氣也不透,潮濕,味道又很不好,電風扇用得很勤,日據時候留下來的,損壞率很高。我剛到臺北找不到工作,終於在延平北路三段附近的一家電器行,找到工作。

這家電器行是一對年輕的夫妻開的,我說:「我對修理電器有興趣。」老闆還沒有說話,他太太說:「好!」她先考我:「你會不會修理ヒューズ(保險絲)?」我說:「那個很簡單。」「那你會不會修理電燈泡的開關?」我說:「都會!」她就說:「好!」她先生還愣了一下。

先生愣了一下!那個愣了一下,如果寫小說當然要寫進去,老闆沒有說好,老闆的太太說好,老闆還這樣看了她一下,好像莫名其妙為什麼說好。

這個問題在哪裡?第二天我才找到答案。十一點多了,早上老闆娘接了幾個電話,然後,老闆娘登記好了,她都無所謂。而我整個人,頭都充血,臉都紅起來。

我找到的答案是什麼呢?因為以前都是年輕老闆負責,太太當然也知道他去修理電風扇,正如閩南話所說:「摸蜊仔兼洗褲!」老闆娘不高興,所以找了我當替死鬼了。

我在書評書目辦公室說這些故事,表面上在敘述我個人經驗,我會思索故事的講法好不好?有沒有戲劇性?如果朋友們反應好,以後小說裡面需要這麼一段,我就會刻畫出來。

簡靜惠——您曾特別提到,《書評書目》給您的評論對您來說意義重大,黃春明在臺灣的文學界是被肯定的。另外,齊邦媛老師當時在國立編譯館,把您的文章選進了課本裡,甚至還引發了很大的社會討論和爭議。可不可以談談,評論在您的創作生涯剛開始時,對您的影響。

黃春明——在當時我真的有一點創作狂,家裡再怎麼窮,也比不上寫作重要。當時孩子出生了,我跟太太說,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困難,我們兩個人都要扛起來,但是小孩子不能吃苦。那時候非常貧窮,房租是六百塊,本來月初就要給,我都月底給,到了月底還是沒有錢,一大早六點就出門,怕房東看到我。

我在廣告公司是九點半才上班,我六點就出門,只好到處閒逛。在第三號水門附近,看勞力的人招募,看賣東西的市集。給小孩子吃進口的S-26奶粉。小孩生病了,只好買電臺廣告上的藥,拆了包裝要給小孩子吃,我又很生氣地把它丟掉。為了帶孩子到醫院去,只好典當家中的收音機、小孩子周歲娘家送的金牌、太太的項鍊,才有錢帶孩子去兒童醫院。大人吃什麼?麵條燙熟了,拌一點豬油醬油,就這樣吃了一陣子。

寫小說那種狂熱,都源於我的生活經驗。學院裡的評論家常常很受限,不能理解底層人物的生活世界。以《看海的日子》裡的白梅為例,後來回到她的娘家,村子裡面的人都知道她當妓女,但對她很客氣,她還指導農人不要急著賣地瓜,以免遭到削價。就有小說評論家說,黃春明太浪漫了,白梅當過妓女,回到娘家還受人家歡迎,是不可能的。

評論家不懂,妓女這個名詞,原來是一個名詞而已,但是後來變成罵話,把一個名詞變成形容詞,變成那麼惡毒的說法,是在文明社會中的現象。在貧窮的時代,所有的妓女沒有一個是志願去的,而是被出賣的,被壓迫的,白梅的家人當然不會那麼瞧不起她。我覺得,生活本來就是教育,理論家如果缺乏生活教育,大部分都從書本上得到抽象知識,但生活並沒有那麼抽象。

記得有一次我到書評書目辦公室聊天時,大家問我:「你今天寫什麼?」

「我現在寫《小寡婦》!」

《小寡婦》談越戰期間,臺灣人想賺美軍錢的故事,實在與廣告與行銷的理論有關,商品化、包裝與廣告,從頭到尾都繞在這些觀念,其實都是活生生的經驗。我因為當時在廣告公司工作,經常面對日本的商人。日本人代表非常臭屁,盛氣凌人,但待我不錯。工作經驗轉化為小說,成為我創作的養分。

簡靜惠——每每聽黃春明講故事以及觀察他的創作過程,我覺得他真是一個有強烈悲憫胸懷的人,也讓我們閱讀他的小說的時候,觸碰到這份關懷就會非常感動。黃春明也不是特別去強調人道精神,讀者很自然會看到文字裡面散發出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光輝。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經常聽黃春明講故事,後來這些故事都引發很大的社會衝擊,也都是非常暢銷的書,但都不是交給書評書目出版社出版。

巧思安排尉天驄頒獎,黃春明感念貴人相助

簡靜惠——我擔任國藝會執行長時期(一九九九年),黃春明獲得了國家文藝獎,我和同仁安排了尉天驄教授擔任頒獎人,可否請您談一下當時的心情?

黃春明——我走上文學的路,尉天驄是我背後的重要推手。他當時辦《文學季刊》,參與的作家有陳映真、劉大任和七等生,我是七等生介紹參加的。當時主流的文藝風潮是現代主義和存在主義,都是非常具有知識性的,但在政治高度的管制下,僅流通美國方面的翻譯書,俄國的翻譯都不行,本土更罕見。很不容易開始有本土的、鄉土的創作與評論出現,尉天驄把大家靠攏在一起,強調現實主義與社會寫實,呼應我要寫的社會現實。

我創作中處理相當多鄉土題材,一篇一篇,很多都引起熱烈的討論。當年國民黨開始批判鄉土作家,傳說王昇開始要抓人了,陳映真、尉天聰或我都感到風聲鶴唳。據說鄭學稼給了一個建議,不要壓抑或逮捕,不妨反過來,從鄉土文學裡面找一個作家,頒獎給他,強調其中民族主義和反殖民的意義,而我就成為對象。鄭學稼的建議,看來起言之成理,但也顯得很難看,昨非今是,不是很奇怪?無論如何,我和尉天驄堅持鄉土文學的論點,安然度過論戰,回想起來還是很感動的。

所以請尉天驄頒獎,我當然很高興。我記得,我致詞開頭說:「王老師我得獎了!」我眼睛是往上看,臺下是貴賓,然後才跟臺下說,為什麼向王老師致敬?因為王老師是我初中二年級時候的國文老師,也是級任老師,後來被指控是匪諜而槍斃掉,是他鼓勵我寫作的。

無論是王老師、尉天聰或是林海音都是我的貴人,黃春明沒那麼偉大,我常常以打彈珠來比喻,錢丟下去彈珠就出來,大概有五顆,我們就啪啦一打,彈珠就撞了很多根釘子,差不多掉在沒有交點的地方,很難得掉在左邊那個可以得獎的角落。我覺得,我們的先天沒有辦法改變,彈珠就是固定的彈性,但後天的努力和機運往往是不同的,你拉得很緊蹦,或者是輕輕地彈上去,彈珠所碰到的釘子不同,滾進的角落就會不同。

簡靜惠——洪建全基金會經營了五十年,黃春明見證了我們的成長,也請您給我們建議和期許。

黃春明——洪建全基金會一直有很好的表現,在閱讀風氣消失的今天,面對出版社一直關掉,重慶南路的書店也只剩下幾家,大家都忙著滑手機,敏隆講堂的人文課程能長期堅持,彌足珍貴。

如果基金會能更有創意,舉辦更多活潑的藝文活動,讓小孩子和年輕人重新拿起書本或者好雜誌,是新的挑戰。我一直相信,所有藝文推廣的形式,隨著時代都不一樣,不能再重複以前的做法。如果沒有改變,讀者不會認同,所以要更加強研發新的創意與活動,加油,謝謝!

(本文摘自簡靜惠著《植栽一座文化森林》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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