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幸觀點:賴清德的歷史時刻

黃維幸
風傳媒

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在此次武漢病毒風暴中提議:應該幫助中國抗災,褒貶交至。有人認爲賴清德一遇到兩岸問題就不及格,我説此言超級差矣!以我的觀察:賴還沒有混到滑頭政客的悲慘境界,有時可能給人有點生澀的感覺。但是,無論人道也好,策略也罷,這樣的提議,可能有潛在的重大歷史性。

族群衝突中的負面及積極情緒

我完全可以理解 (甚至同情)批評賴的情緒反應。仇中、抗中、憤怒、自尊、對等,這些情緒都是意見的心理反應。但是,政治心理學家及心理分析治療師指出:汎濫的情緒感受有時使當事人完全受到情緒控制,導致大腦智性失靈,無法談論任何議題(「腦殘」、「支那作者」、「歡迎去香港」等等),這是生病,不是論事。許多臨床的案例説明人在生活中感性主導理性的現象。理性要麽依附感性,要麽就是被感性所宰制。在許多精神及神經狀態下,理性被感性泯滅或扭曲。偶爾精神病人也可能還有沒受損害的理性。許多精神狀態下,感性指使理性。有時看來理性的人,其理性其實是感性的狀態。行爲有問題時的衝動就是感性的主導,而用理性來做事後的解釋。

截至目前,大部分治理情緒感受的研究,專注對負面情緒的壓制及控管,完全否認積極情緒潛在的作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也是以恐懼,威脅等等,做爲國家衡量關係的情緒因素。完全不注意積極的情緒。但是,人不僅對刺激有所反應,而且被其改變。基於溫暖和喜歡的感覺,會促使一個人超越利益或證據,并且寧可錯判。信任中既有認識也有情緒,是一種情緒性的信仰。 在化解族群衝突的努力中,必須注意恐懼和仇恨不是族群關係的必然情緒。同理心和同情心一樣重要。

情緒低落示意圖。(取自pixabay)
情緒低落示意圖。(取自pixabay)

恐懼、仇恨等負面情緒,並不是化解族群關係之間的衝突時必然的情緒,保持同理也是重要的一環。圖為示意圖。(資料照,取自pixabay)

緩和衝突,解決衝突,甚至是簽訂和平協議。這種程序通常不是綫形的發展,而是漫長而困難的曲折過程。既要克服不與敵人打交道的禁忌,也必須就重大利益或信仰做出某種妥協。緩和衝突的過程中呈現恐懼及希望兩種相互矛盾的強烈情緒。由於和平解決族群衝突必然承擔一定的風險,而恐懼通常使人不願或無法接受風險,成了解決衝突最大的阻力。高明的政治家就會承擔一定的風險,設法提升希望,降低恐懼。

兩岸關係化解衝突的努力中,就是要提防極端情緒的干擾,設法注入積極感性的氛圍。消滅戰亂的恐懼,追求和平的願景。

認識族群衝突中決策者的某些人格特質

兩岸關係無法避免與中共官僚打交道,其中有個情緒心理因素特別值得注意。族群衝突專家指出:艱困的成長過程導致成年之後與別人難於相容,在社會關係中對人有相對低度的信任感,從而容易誇大社會或政治群體的依賴及認同的補償心理機制 (例如沙文主義)。而成長過程中痛苦的身心經歷會容易產生一定的罪惡和焦慮感。而這種心理特質常常轉換為侵略性。尤其在很多情況不得不容忍壓抑之時,處於相對弱勢的「異己」成了群體認同中發泄情緒的對象。

我個人與大陸很多人士交往的經驗顯示:很不容易有信任關係,更談不到交心。不僅對我如此,他們彼此此間好像也不例外。不論表面的客氣和禮貌,總給人一絲提防和打量的感覺。我認爲這就是成長過程塑造的人格特質,而中共五六十歲的掌權一群的成長過程,經過鬥爭、運動、文革、下放等等,剛好符合痛苦的成長。這是實際,沒有道德譴責的意思。所以,要瞭解其根源,願意走出對抗的心理狀態。能夠不斷釋出追求和解的真實的善意。重要的是不僅理解和認識衝突人格的形成,而且更在尋求改變敵對心態及相互猜忌恐懼導致的零合狀態。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文化大革命(文革)與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美聯社)

曾經歷過鬥爭、文化大革命等時期,對中國人民影響深遠,要讓他們願意走出對抗的心理狀態,應了解其根源,並釋出追求和解的善意。(資料照,美聯社)

化解族群衝突的象徵性舉動

武漢災難,事情的發展可大可小。但無論大小,説是中共絕對無法應付,一定需要台灣或其他國家的幫助,或許是言過其實。但是,在緩和族群的努力中,微小的象徵行動(贈送熊貓;污穢阿拉圖像),卻可能有極爲深遠的影響。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埃及薩達特總統到以色列國會演説,金大中提出對北韓的的陽光政策,都產生劃時代的變化。雖然薩達特後來過分自信而招殺身之禍,沒有影響他成爲世界級政治家的事實。而金大中的政策雖在有了成果之後,被北朝鮮的動作弄得慢慢式微,現任政府卻再度提起,努力進行中。

台灣要有自信,積極表示量力和盡力協同救災的誠意。

武漢肺炎疫情升高,湖北監利一處鄉村正在宣傳防疫。(美聯社)
武漢肺炎疫情升高,湖北監利一處鄉村正在宣傳防疫。(美聯社)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筆者指出,台灣應保持自信,並表示願意盡力協同救災的誠意。圖為中國湖北監利一處鄉村正在宣傳防疫。(資料照,美聯社)

賴清德有真正化解兩岸僵局的契機

大陸有官方色彩的媒體也引用某些言論,認爲賴是蔡英文想要改善兩岸關係的票房毒藥。賴清德也自認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似乎完全出局。我的看法剛好相反:能夠與北京化解對立, 進而建交的是反共先鋒美國總統尼克松。換句話説,台灣某些頭臉人物, 也許可以日思暮想諾貝爾和平獎,真正有希望的是賴清德或賴清德們。因爲政治有時並不公平,而是非常現實。賴清德沒有「賣台」的顧慮和包袱。在我看來,中共適宜把賴清德自封的任務,看成在選舉中不得不然的競選語言,有一天或許會知道他只是追求台灣住民的「當家做主」(周恩來,江澤民語),不是從中共眼光看來十惡不赦的壞人。

行者常至,爲者常成——和平共處必須堅持

此次選舉,由於中共不智地對台港問題威嚇打壓,引起尤其是台灣年輕世代的憤怒,民進黨的「抗中保台」第一次抓到了兩岸對策的話語權。但是,必須認清:叫好之艅,這只是順應了短期的民意消長。長遠而言,如果迷失在勝利的飄飄然之中,以爲是找到必勝的鐡則,形成僵硬的意識形態。我敢斷言,必然再度在兩岸因應中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還有,談論兩岸關係只陷在馬基雅維利式的算計和分析未免低俗。所以,我完全可以看到:賴清德和其他「抗中」對立人士,如果真有智慧,以台灣住民的福祉為重,甘冒風險,邁向未來,轉對抗為協商,諾貝爾和平獎名至實歸之日,指日可期。

*作者為律師、教授、哈佛法學博士、前陸委會咨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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