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專欄: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美中關係怎麽走?(上)

黎蝸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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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拜登被傳媒認證為當選總統,美國大選基本大局已定。在選前,筆者曾分析川普和拜登當選對美中發展的影響。現在拜登上臺,可更仔細地分析未來四年的美中關係。毫無疑問,美中的大國爭霸是未來四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這也是筆者在分析選後國際形勢時把美中關係特別抽出來另寫一篇的原因。

要分析未來四年,套用函數概念,首先要確定「變量」、「不變量」和「初始狀態」,即首先要分析過去四年乃至更長的時間發生了什麽事,有什麽改變,有什麽是川普的原因,有什麽是中國的原因;通過分析川普和拜登國際觀的異同,結合拜登上臺前的美中關係現狀,才可預測未來的走向。

從2008年起的12年期間,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定位大幅度轉變,最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

在地緣政治上,如果說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外交路綫在全球是「韜光養晦」,在區域是「睦鄰外交」,那麽在2008年後,已逐漸轉向「習近平新時代」的「奮發有為」的外交政策(儘管習近平在2012年才上臺)。在全球戰略上,中國通過推行「一帶一路」戰略(中國稱之爲「倡議」,不過好聽一點而已)和親俄戰略,擴展自己的戰略版圖。在區域戰略上,中國通過在東海、臺海、南海這三個方向上的出擊,以釣魚島爭議、東海防空識別區、黃岩島對峙、和南海造島等事件向亞洲的海上鄰國擠壓。中國軍事力量多年以兩位元數速度增長,大規模提高軍力和科技含量,發展包括航母在內的龐大海軍,具備近岸對抗美國的軍事實力。

在經濟上,中國不但在GDP總值上超過日本,追趕美國,也成爲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以及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現在還在消費市場上急追美國。這些因素都更緊密地把中國和國際綁定在一起。中國還通過建立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及人民幣國際化等措施,努力擴大在國際貨幣金融市場上的話語權。

在科技上,中國不再滿足「山寨大國」和「低端」製造業,要通過製造業2025等政策,向美歐日等上游科技企業發動攻勢。中國從2008年開始啓動「千人計劃」,吸引中國裔科學家回國幫助發展科技;趁大數據和AI的黃金發展期,以中國收集數據的便利,通過巨額政府投資和因封閉市場而壯大的互聯網巨頭投資新科技,希望在高科技「彎道超車」。這個時期發生了規模史無前例的、從美國流向中國的科技轉移。科技競爭在2016年後成爲美中競爭的最大焦點。

中國不但擴張硬實力,還開始打造一套話語權和軟實力。中國在內宣揚「中國夢」、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外則通過「大外宣」和孔子學院等機構,輔以金錢,吸引和影響了不少國家乃至西方國家輿論。

在歐巴馬時代,中國當初拒絕歐巴馬的「G2」建議(即美中共治),轉而呼籲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其實質是不希望被美國以「平起平坐」為名而變爲美治和平中的「二當家」。歐巴馬指責中國在現有國際秩序中「搭便車」,中國就「另起爐灶」,打造構建和美國分庭抗禮的體系。這時美國占了「現狀」的便宜,中國作爲「違反現狀」的一方,在國際輿論上受到很大壓力。

到了川普上臺後,中國開始被打壓。但中國雖然硬實力受損,在軟實力方面,卻趁著川普「美國優先」的空檔,在話語權上翻了身。川普的特立獨行,不斷為中國提供輿論彈藥。這時「違反現狀」和「逆全球化潮流而行」的反而是美國,中國反而「堅決推進全球化和多邊主義」。中國話語從「新型大國關係」升級到「新型國際關係」,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把自己定義為「和平建設者、發展貢獻者、和秩序維護者」。川普不斷「退群」則提供給中國趁虛而入的機會,讓中國在國際組織上摧城拔寨。

川普和戰略鷹派把美國對國際關係的根本立場,從自由主義和構建主義,變爲大國競爭的現實主義,進而把中國視爲頭號敵人。(湯森路透)

這樣在川普時代,中國還進一步看到另一條路徑,即充分利用美國以前打造好的國際體系,自己取而代之。筆者常用《莊子·胠篋》篇的寓言來説明:一個人把金銀珠寶收在箱子裏鎖得緊緊的,但當大盜來了,整個箱子打包帶走,惟恐主人鎖得不夠緊。中國就是這個「打包美國體系」的國家。於是這12年,中國實際經歷了「搭便車」、「另起爐灶」到「打包美國體系」的國際戰略變化。

在過去四年,美中關係急速惡化,有川普的原因,也有中國的原因。

中國自身的原因最重要的有三個。

第一,2018年,中國修憲「永續主席」,證明對中國的戰略接觸政策(Strategic Engagement)完全失敗。這是美國國安界全面逆轉的主要原因。美國的中國通裏面的「擁抱熊貓派」全面反思,年輕一代的「屠龍派」成爲主流。雖然有人為戰略接觸辯護,說沒有失敗,但看起來不過是為他們長期支持的戰略挽回面子的藉口罷了。很難相信,美國戰略界還會回到過去「中美一家親」。

第二,從2019年香港逃犯條例事件到2020年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事實上摧毀了中國對香港(香港人和國際所認爲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無論中國如何強調,這才是「真正的不走樣的一國兩制」都好,香港人和國際看法完全相反。這帶來兩個後果。首先,由於西方認爲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在西方的國際信用大打折扣(若非完全喪失的話),以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説出:對中國要變成「不信任再核實」,用中國的話來説,就是從「聼其言、觀其行」變成「不聽其言、觀其行」。其次,香港原先是中西方獨一無二的利益的連接點,也被廣泛地在意識上認同爲西方世界中的一員。而現在,隨著美國正式宣佈停止《香港政策法》,不承認香港是「一國兩制」,美中已失去了這個連接點。

第三,2020年,從武漢最早爆發的疫情,傳遍全球,美國成爲最大的受害國:感染過千萬,死亡二十多萬,社會生活停頓、經濟負增長,失業率幾十年來最高。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觀感史無前例地達到66%,好感度跌剩26%。造成這種負面觀感和川普的抗疫無能和宣傳「中國病毒論」固然有關,但中國自己的責任也不小:初期隱瞞疫情、反對禁止國際旅行、初期隱瞞無病徵感染者數量和傳播力、最初在全球搶購防護用品後又打「防護用品外交」,最重要的還有「中國外交戰狼」反過來指責美國才是「播毒源頭」。

以上這些事件都是中國導致的。無論川普是否執政,這些事都會發生。這些後果也不會隨著川普下臺而改變。

香港原先是中西方獨一無二的利益的連接點,而現在隨著美國正式宣佈停止《香港政策法》,不承認香港是「一國兩制」,美中已失去了這個連接點。(湯森路透)

川普方面的原因有以下幾個。第一,川普開打貿易戰,其對中國貨物關稅增幅之大、應用範圍之廣、以及談判中的要價之狠,都遠遠超出了中國原先的想像。貿易戰作爲川普本人最具特色的政策,如果沒有川普,貿易戰不會發生。第二,任命了一大批對中強硬的「戰略鷹派」,包括國務卿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波特、策略顧問班農、貿易顧問納瓦羅、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國務卿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余茂春等人,他們對「中國威脅」有激進的認識,在關稅戰外更大力推動高科技戰和「大脫鈎」。第三,川普和戰略鷹派把美國對國際關係的根本立場,從自由主義和構建主義,變爲大國競爭的現實主義,進而把中國視爲頭號敵人。第四,川普和戰略鷹派能大膽地做出不符合「外交常規」的舉動,能突破美中交往的傳統禁忌,諸如川蔡通話、對台軍售常規化、引渡孟晚舟、全球施壓封殺華爲、大規模起訴中國在美國的科技人員、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針對軍方背景人員和共產黨員、封殺中國軟件等。

有理由相信,如果川普不在臺上,以上這些事都不會發生,或者至少遠遠不會如此激烈。但如果因拜登上臺,就認爲這些事造成的後果就可回滾的話,這未免太樂觀了。川普和戰略鷹派的不少行爲的結果都已被固化,連同中國的行爲,在美國政壇形成對中國的整體共識,構成拜登上臺後的「初始狀態」。

在基本面上大致上有如下:

1)中國已成爲美國的重要威脅,不但在國際構成競爭,還深入威脅美國本土。

2)過去的戰略接觸政策已失敗;

3)美中應更「對等」,不能再像以前對中國單方面優惠;

4)美中正在進行激烈的科技競爭,除了加大投入科技競爭,還必須堵上科技轉移的漏洞;

5)貿易戰不再是禁忌,越來越多人贊成美國應採取關稅保護美國市場;

6)美中以往過分緊密的經濟聯係必須改變,即便不「大脫鈎」,也至少要「半脫鈎」,擺脫關鍵戰略物資對中國的依賴;

7)美國應進一步支持東亞的盟友(包括台灣),在印太戰略的框架下對抗中國;

8)最不幸的是,以往美中關係真正的壓艙石,美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好感也降到1930年代以來的歷史新低。

這裏必須肯定一下川普四年的「成就」。正如筆者曾分析,在歐巴馬後期那種外交無所作爲的一潭死水中,正需要有川普這樣的「莽漢」或「惡霸」來突破常規,衝擊一下。川普擅長「破壞」卻不擅長「建設」,這時「帶頭大哥」重出江湖,正好是重組河山的好機會。説得不好聼,川普做了「醜人」,把「壞事」都做了,正好讓拜登重新出來在這個基礎上收買人心,或討價還價。

共和黨最大的「大喇叭」就是敗選下臺的川普,他有七千萬人支持,又有2024年參選的意願,念念不忘「中國病毒」把他拉下臺,而「中國牌」又是他的最拿得出手的政績。(湯森路透)

筆者此前討論過「80天驚奇」的可能,即若川普敗選,那麽從選舉到拜登上任的大約80天時間中,川普的戰略鷹派會抓緊一切機會,繼續惡化甚至加速惡化美中關係,以全面固化美中關係惡化的「成果」。就在這幾天,已發生至少四件事:第一,國務院制裁4名香港官員;第二,宣佈20日在華盛頓召開「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台灣經濟部次長親自前往華盛頓和美國國務次卿會面;第三,國務院12日發表限制美國投資中國軍方企業的規定;第四,蓬佩奧在接受訪問時稱「台灣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我也認爲,民主黨會「笑納」這些禮物,以此為基礎與中國周旋。現在既然戰略鷹派已經搭好台,民主黨就有理由繼續下去。

討論過這些「不變量」和「初始條件」後,可進一步討論「變量」,即分析拜登上臺如何影響美中關係。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從拜登的發言,包括2019年說「中國沒能力威脅美國」、2020年說「中國是競爭對手而不是敵手」、第三次總統辯論說「要求中國按國際規則行事」等,不難得出拜登對中國的理解似乎還停留在歐巴馬時代的結論,很難指望他對中國有什麽辦法。但拜登也曾直接稱習近平是「惡棍」(Thug),這也和「流氓政權」差不多的惡稱,用語很重。這樣看來,他對中國也不是那麽友善。

因此,筆者估計拜登的對中政策仍未成型,於是沿用舊一套的説辭(他考慮最多的大概是防疫),拜登的外交風格雖不太會改變,但成型後的對中立場未必就是和四年前一樣,關鍵是「初始條件」不一樣了。

更重要的是,拜登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首先,拜登誓言要建立跨黨派的政府,在黨派意味最弱的國安方面(如國務院和國防部),是最有可能大量使用共和黨舊人的部門。現在已有消息,拜登正和馬蒂斯的前部屬接觸,希望他們幫助過渡,不少共和黨人或會得到任用(筆者甚至認爲不排除馬蒂斯出任國防部長的可能)。因此,國安政策(特別是對中政策)很可能延續下去。其次,民主黨的對華鷹派,如議長裴洛西等,的影響力也很大;而民主黨內也有很多貿易強硬派。再次,共和黨掌控參議院,也能對拜登製造壓力。最後,不要忘記,共和黨最大的「大喇叭」就是敗選下臺的川普,他有七千萬人支持,又有2024年參選的意願,念念不忘「中國病毒」把他拉下臺,而「中國牌」又是他的最拿得出手的政績。也不能忘記,拜登還有尚未澄清的「亨特門」,只要拜登對中軟弱,川普隨時可以聯手共和黨議員搞個「通中門」。

接下來,筆者會通過分析拜登與川普的風格和理念的不同,是判斷美中關係走向。(待續)

※作者為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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