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政治與經濟觀點：金門視野下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經常這樣介紹自己，我來自海盜的故鄉，同時也是風獅爺的故鄉，砲彈鋼刀的產地「金門」。金門位處福建東南沿海，由金門、烈嶼等島嶼組成，於1995年6月成為繼墾丁及太魯閣之後的第六座國家公園。距今1000年前唐朝為萬安牧馬監地，德宗貞元19年閩觀察使柳冕奏置。從牧馬監陳淵者12姓（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來金開墾。因此金門早期開發得以追溯自唐朝陳淵，於今日金門的庵前牧馬。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兩岸停止一切形式的通商、通航與通郵。期間兩岸居民被禁止且阻隔了長達40多年之久。然而海上小額貿易對於金門居民卻是不絕於縷，特別是在幾個重要港灣，如水頭碼頭、嚨口、料羅港、歐厝海、后豐港等，經常有大陸漁船藉由漲退潮停靠販賣魚貨、香菇。於是1994年由中國大陸開始單方實施《關於對台灣地區小額貿易的管理辦法》，並指定福建、浙江、江蘇、上海、山東等東南沿海口岸，由台灣居民和大陸對台小額貿易公司進行小額貿易。2000年12月行政院根據《離島建設條例》通過《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作為小三通管理依據，並於隔年也就是2001年1月，開始實施定點、定時的貨客運通航，目前已有金門與廈門、金門與泉州、馬祖與馬尾三條固定航線；2008年6月，更擴大為大三通，只要持有兩岸入出境有效證件即金馬證，就可以從金門或馬祖進出中國大陸。2015年6月紙本的金馬證改成更為簡便的晶片卡型，體積變小且更甚於攜帶方便，同年8月1日起晶片改由離島自行核發。 中國大陸與金門距離最近即是廈門，僅有6.2公里。 一、廈門與金門的差異 據筆者參考相關文獻指出：廈門島面積約128.14平方公里，人口為367萬；而金門島是134.25平方公里，人口12萬；島嶼面積相差6.11平方公里，人口卻是金門的30倍。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金門是11﹐793美元；而廈門是3﹐548美元，金門多出了8﹐245美元（折合新台幣247﹐350元）。政治上，金門奉行憲政民主主義，第一屆金門民選縣長始於1993年，由民眾直選產生；廈門則奉行社會主義民主，非經民眾直選產生市長，真正的首長是中國共產黨委員會書記，市長和黨委書記都是由共產黨決定人選，各由市民代表大會和黨代表大會依選舉程序完成任命。 在人均GDP上，金門2007年是11﹐793美元，而2012年台灣人均GDP為20﹐374美元，城鄉差距因素影響下，不能以台灣人均GDP去估算2012年金門人均GDP。若從金門過去10年（1997年至2007年）成長幅度，僅增加0.57倍（1997年金門人均GDP為新台幣247﹐080元），合理估計2012年金門人均GDP為新臺幣550﹐000元（折合美金1﹐8333元），相較於2007年1﹐1793美元，增加6﹐540美元（新台幣196﹐210元）。反觀廈門市，從2007年3﹐548美元至2012年12﹐260美元，成長幅度高達3.5倍，經濟成長速度相當驚人。因此顯現出金門經濟成長緩慢，且在近15年內不如廈門高度發展。 除人均GDP外，另從城市建設相比之下，海的另一邊是高樓林立，中山路上之不夜城燈紅酒綠；金門卻還停留在低矮平房，在晚上10點伸手不見五指的泥沼當中，確實顯現出金門疲弱無力的經濟體質。 二、為什麼別人家的經濟發展得比我們快速？ 壓榨式與廣納式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是現今世界最常見的兩種國家制度。前者壓榨式制度通常實現於共產主義國家，舉如中國大陸、獅子山、朝鮮、古巴、早期未解體前的蘇聯；後者，則為資本主義國家，像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德國等。廈門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主權下，因此，實施的是一種榨取式的政治、經濟制度；相對地，屬於中華民國的金門，則是採行廣納式的政治、經濟制度。現今世界上貫徹資本主義國家，多數人民生活相較於共產主義國家富裕，且經濟成長佳，奉行共產主義國家，則是寥寥可數，但廈門的經濟表現，從2007年至2012年，廈門人均GDP成長3.5倍，似乎有悖於共產國家的經驗。為何實施集權統治下之廈門經濟成長快速？答案是：集權有助經濟快速成長，卻無法持久，因為少了「創造性破壞」（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的元素，這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作者戴倫．艾塞莫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binson）在此書帶給我們的啟示。 創造性破壞一詞最早始於熊彼得（Schumpeter），指的是：以新的事物取代舊的事物，新產業從舊產業吸走資源，新公司搶走舊公司的生意，新科技讓老舊的技術和機器變得過時。簡言之即是：「推翻舊的，創造一個新的」。所以中國大陸也可以運用創造性破壞帶動經濟發展、高速成長；但政治呢？政治能否也使用創造性破壞，政權交替朝向民主體制發展？現階段基礎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擁有政治權力，極富有的統治菁英、既得利益者唯有採用榨取式政治制度，才能維持住他們的權力，保障不遭受破壞。如同戴倫．艾塞莫魯所言：「中國今日的經濟成長與蘇聯、南韓都有一共同相同點。中國成長的早期階段是由農業部門的激進市場改革帶頭，工業部門的改革則較緩和。即使到今日，國家和共產黨在決定哪些部門和哪些公司可獲得額外資本與可以擴張，仍然扮演核心角色，並在整個過程中決定產業和公司的成功與失敗。和全盛時期的蘇聯一樣，中國正快速成長，但這仍是榨取式制度和國家控制下的成長，尚未出現廣納式制度轉型的跡象。」意味著在中國是由：「政治來決定經濟活動」。至此，榨取式制度是可以帶動經濟成長，所以廈門經濟成長速度超越金門，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廈門的經濟發展，也跟1979年鄧小平大開改革開放之門，推動私有財產權保障，並劃設經濟特區進行市場經濟試點等政策同樣有著必然性關係。但經濟走向廣納式制度，倘若政治還停留在榨取式，未能轉型成廣納式，如前述既得利益者不願折損權力欲，在維繫上就會出現問題，出現什麼問題呢？ 貪污腐敗與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最常見的現象 。在共產黨勢力範圍下，製造出來的貪官污吏多如牛毛，比較知名案例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溫州市副市長楊秀珠、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等，人數眾多，罄竹難書。據《新紀元周刊》研究指出：「目前中國貪官達上萬名流亡海外，從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間，中共貪官資金外逃額共1913.57億美元，年均127.57億美元。按當時的匯率，外逃資金超過了1.5萬億（兆）元人民幣。」此外，該項研究指出，從1995年到 2005年，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118萬意味著每個省平均有近四萬個裸官，全中國2000多個市縣平均每個市縣有50多人，數目相當可觀，單靠官員月薪水如何支付龐大留學費用？ 帕金森定律是種組織病象，泛指「建立王國」、機關成立越久成員素質越低等，當然還有其他特徵，就不再贅述。舉建立王國為例，共產黨員在中國大陸將近有1億人口，在行政機關裡有種潛規則，成為黨員後官升得比較快，因此為滿足私慾，大部分官員都是共產黨員，也想方設法要參加共產黨。黨國行政機關的建築富麗堂皇，也需要黨員的推力方能成事。在中國大陸的大街小巷，甚至窮鄉僻壤，皆可看到巨大而華麗的機關建築物。據TVBS報導，安徽省阜陽市一個貧窮的穎泉區區政府辦公樓，造價便合新台幣1.46億，外觀媲美於美國白宮；另則，全大陸最大的市政府大樓在山東省濟南市，拿相機拍，廣角鏡頭往往塞不下，光室內走廊周長就有1公里，造價合台幣194億。在中國各省市遍地冒出富麗堂皇的政府機關，在逐漸開放的中國大陸自然引起民怨，大陸國務院即宣布各級黨政機關5年內不得新建大樓，原來是因為黨的上頭領導說話了。大陸中央電視臺播報道：「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主持召開湖北省領導幹部座談會，談到對這次考察的印象時說，如果是官衙搞得堂皇富麗，我看著不舒服。」這些機關所建立起的王國，單從建築物，就足以讓民間怨聲載道，甚至是習總書記都感到了。 三、結論 此篇文章，目的在從金門人的視野，講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種體制的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榨取式經濟制度讓廈門起飛得快，然而要打破貧窮，要靠國家作公平的價值分配，則同戴倫．艾塞莫魯所言：「只有靠廣納式政治與經濟制度才有可能。」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強調開放市場與自由貿易，中共威權式作風，正好與華盛頓共識唱反調。榨取式制度，對握有權力的統治者而言，比較具有吸引力，因為可以如上述貪官為所欲為。 只要中國大陸在政治上不能達成創造性破壞，轉向自由民主道路發展，經濟成長同戴倫．艾塞莫魯所言的僅是「曇花一現」，不能持續；反而是中華民國的金門，雖然現階段人均GDP成長幅度不如廈門，但是我們廣納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卻可以讓人民安居樂業、長治久安，政治一定考慮民意的需求，否則選舉沒票就一堆政務官失業了，因此人民不用擔心政府決策的錯誤，會威脅到私人的財產與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