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醬裡的紅樓夢，或金瓶梅

我買了一張世界地圖，在家裏打開它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就看不見地板了。有人問我你們家有多大？我就說，有世界那麼大。──桑格格 旅居美國幾年來，我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生活習慣：盡量不買中國製造的產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堆在美國的大小商場，滿坑滿谷，令人目不暇接。有一個美國記者寫了一本名為《離開中國製造一年》的書，描述離開中國製造的生活有多麽不容易，尤其是孩子的玩具和聖誕節的裝飾品，不買中國生產的，幾乎就沒有其他選項。我不買中國製造，因為這些產品往往是勞改營的奴隸勞工或珠三角命運等同於奴隸勞工的農民工生產出來的。我這個沒有多大消費能力的人，不買中國製造，無損於中國的“大國崛起”，但我必須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場。然而，有一樣東西卻非買不可，那就是我從出生以來從未離開過的郫縣豆瓣。 八零後女作家顔歌的小說《我們家》，就從平樂鎮的豆瓣廠說起。如果説魯迅有魯鎮、沈從文有鳳凰，福克納有約克納帕塔法鎮，馬爾克斯有馬孔多，那麽顔歌就有平樂鎮。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作者把來自西方的魔幻現實主義與妙趣橫生的四川方言糅在一起，在插敍、倒敍、蒙太奇中數過了一個豆瓣廠和一個家族三十多年間的悲歡離合。雖然故事局限在一個充滿草莽氣的“豆瓣世家”中，但每個讀者都能從“我們家”的家庭成員身上，找到自己或者熟悉的人的影子。顏歌說過：“就像我的秘密並不能打動你，打動我們的是共同的那些秘密，那些不可言說的沉默之美。這就是我一直寫小說的原因。……每一個小說家用來表達的，都是他自己的人生而已，至少我是如此，聲嘶力竭地，歇斯底里，終於會達到最後的靜默。”是的，作為郫縣人的顔歌，寫出來的是一部豆瓣醬裡的愛與恨、笑與淚、慾望與謊言。 豆瓣廠的變遷，就是中國的變遷 在外人看來，豆瓣醬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調味品，但在四川人的生活中，一天都離不開它。“我們鎮的人吶，怎麽説呢，可能從小把舌頭打了洞，生出來就吃著海椒面，喝口稀飯都少不了麻辣兩味，花椒不麻，海椒不辣，那是天要塌了。”四川人可以沒肉吃，卻不能沒有豆瓣下飯。郫縣豆瓣被譽為川菜之魂，在山清水秀的川西平原上，不僅郫縣人做豆瓣，幾乎每個鄉村、每條街道的居民都會做豆瓣，不會做豆瓣的媳婦必定不是好媳婦，而每家做的豆瓣味道都略有不同。 在成都平原上，豆瓣是一門大生意，薛家做了恐怕也是四五代了。顔歌如此描述平樂鎮曬豆瓣的氣勢：“橫竪一垻子的土陶缸子，大半人高，兩人合抱，裡面汩汩地泡著四月裡才發了毛的蠶豆和五月剛剛打碎的紅海椒，以及八角、香葉那些香料和大把大把的鹽巴，那辣椒味道一天變兩天地，慢慢在太陽下蒸得出了花發了亮。”那個季節，整個鎮子的空氣中都充滿豆瓣醬的香味。有人説，當飛機飛臨成都上空，就能聞到豆瓣的味道。飛行員不用看航行地圖，一聞到這個味道，就知道到成都了。 如果把豆瓣廠的變遷看成是中國經濟興衰的縮影，那麽《我們家》這部小說也可以被視為中國的“另類經濟史”。中共建政之後，殺富不濟貧，地主和工商業者遭遇滅頂之災。小說寫道，“薛家早些年被弄得倒腸爛渣，祖上的基業充了公，薛老廠長七十多八十歲了也被拉出來剃了陰陽頭，女婿發配到磚窯去，女兒薛英娟硬是從一廠之長被貶成了廠工，每天翻曲是她，守曬場是她，洗茅房喂豬食還是她。”豆瓣廠倒是“回到了人民手中”，由於國營模式的無能低效，由生機勃勃變得奄奄一息，走到了瀕臨倒閉的邊緣。 文革結束，萬物復甦。薛英娟撥雲見日、王者歸來，在縣委領導的支持下做回了豆瓣廠一把手的位置。雖然豆瓣廠屬於國營企業，但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廠長成了說一不二的“准獨立經營者”。在書中以“奶奶”的身份出現的薛英娟，安排小兒子勝強到豆瓣廠做學徒工。小兒子認為老媽虧待了他——哥哥到大城市讀大學、當教授，姐姐嫁到省城、進了官家大院，為什麼自己要來當一名攪動豆瓣醬的奴隸？還是師傅一句話點醒了這個心比天高的少年人：“你現在肯定看不起這個營生，你覺得你媽虧待你啊？我給你説，你媽那是維護你！現在你跟我學，學好了味道，生意就穩當了，生意穩當了，以後就都交給你管，你懂不懂？” 果然，在書中以“爸爸”的身份出現的段勝強，很快熬成了廠長，豆瓣廠宛如半個家族企業。如今，全廠上下都是他一個人説了算，還有司機爲他開奧迪轎車。陳忠實在小說《白鹿原》中描寫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一次次血雨腥風的革命，每一次革命都如同烙餅一般，徹底翻個面。豆瓣廠的故事也是如此：所謂“改革開放”，無非是“一覺醒來回到解放前”而已。 大家庭好比一隻貓 在日新月異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將數億人裹挾其中。在車水馬龍的城市裡，人人都是陌生人，加繆的“異鄉人”的疏離感像霧霾一樣蔓延。於是，很多人對傳統倫理和似乎其樂融融的大家庭模式充滿懷念——即便那些沒有經歷過那種生活的人，也將上四世同堂的生活高度浪漫化。而趕上中國傳統社會的尾巴，又經歷過二十世紀種種戰亂與動盪的前輩作家王鼎鈞，如此形容大家庭的生活：“在大家庭好比一隻貓，努力扭曲身體以各種姿勢去舔掉身上的骯髒，吞進肚裏，有些事是要隱瞞的，有些話是不外傳的。”他又說：“家庭真是個奇怪的組織，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災難。”很不幸，顔歌的故事驗證了後者。 《我們家》的人物關係有點《紅樓夢》，奶奶如同《紅樓夢》裡慈祥而威嚴的賈母，操縱一切、發號施令，卻又無法抹平子女間的裂痕，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親自爲子女們安排的繁花似錦的人生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頓挫與斷裂。而下一代個個有自己的小算盤，瞞著老祖宗為所欲為，所謂的“孝心”，不過是狐假虎威的私心。 《我們家》的故事又更像《金瓶梅》，作為女作家的顏歌不避葷腥，寫盡了時代變遷的過程中宰製人心的“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在欲望號街車上，男人都像西門慶，女人都像潘金蓮。作為主人公的“爸爸”是這個世界的桶箍，一塊鐵皮，不好不壞，不松不緊，剛剛箍住幾塊木片，讓它們不散架。“爸爸”又好像這個世界裏的孫悟空，騰雲駕霧，在豆瓣廠指點江山，翻轉挪移，在老婆和二奶之間睡來睡去。他是中國無數或大或小的老闆中再平凡不過的一員，坏當然坏，卻又沒有坏到十惡不赦的地步。 中國人大都很重視節日，尤其重視長輩的壽辰。節日營造出一種和諧而甜蜜的氛圍，但隱藏在其背後的，卻是劍拔弩張、勾心鬥角，恨不得把最親的親人當作最大的敵人。所以，節日總是最具戲劇衝突的時刻，《紅樓夢》和《金瓶梅》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在節日上演的，李安的電影《喜宴》、《飲食男女》也都是在節日和酒席間出現起承轉合。在小說《我們家》當中，在爲奶奶操辦八十大壽的背景下，大伯的迂腐、大姑的倔強以及爸爸的世故，再一次撞擊、周旋與融合。每個人都懷揣心事，想告訴別人又怕別人知道：大姑忍辱負重多年後終於離婚，大伯念念不忘初戀情人，媽媽婚外情，爸爸包二奶，奶奶隱藏巨額遺產……這個家庭在平樂鎮上呼風喚雨，好不讓外人羨慕，內部卻宛如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這一家人，個個都是風風光光的成功人士，但每個人的現實生活都與理想都存在著嚴重的錯位，每個人都感到極不幸福。貧窮的時代已經遠去，他們什麽都不缺，卻又無比空虛。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人普遍的心裡狀態。他們或者心胸狹窄，或許貪圖享樂，或許口是心非，是生活的重負讓他們或多或少地想著法子對抗生活，或傷害別人或自我傷害。還好，有豆瓣醬可以調味，再失敗的一盤菜，豆瓣醬都能讓它起死回生；還好，有四川人特有的幽默可以療傷，再深的傷口，幽默感都能像罌粟一樣將疼痛麻醉——即便不能治癒，至少可以暫時不痛。故事的結局是“爸爸”眼看種種矛盾遮掩不住，萬箭穿心之下，突發心臟病。莎士比亞說：“結局好的事就是好事。”王鼎鈞附會了一句：“結局好的人才是好人。”那麽，《我們家》裡面，誰也算不上是好人。 用四川方言在泥土裡唱歌 讀完《我們家》，我不禁感嘆，顔歌寫出了自上個世紀初李劼人的《死水微瀾》以來最具市井氣和煙火色的“川味小說”。 四川人沒有北京人的傲慢，也沒有上海人的刻薄，世世代代盡享帝國邊緣的自由自在、自給自足。所以，四川方言是最具幽默感和表現力的方言，它時而綿裡藏針，時而穿雲裂帛，時而讓人開懷大笑，時而讓人笑中含淚。 中國的大一統意識形態，不僅要求政治上高度統一，也要求文化和語言統一。方言一直處於受歧視、受打壓的地位。中央下令廣東的媒體不得使用廣東話播新聞，以防止“文化分離主義”，卻激發出了年輕世代的強烈反彈，人們捍衛“粵語”的豪情壯志，宛如捍衛他們被侵佔的土地和被強迫拆遷的祖屋。四川人也是如此，有老子所説的“小國寡民”、“小富即安”的心態，既然“帝力於我何加焉”，那麽奧運會與航空母艦又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 四川人熱愛的是美食和麻將，四川人最不愛聽的是用北京話講述的大道理。顔歌在小說中描述了四川人最快樂的時刻，是結伴去吃路邊攤的時刻：“幾個小夥子，青天白日走在街上就忽然想起來要吃涼拌兔丁，沖起去了鄧大爺的攤子上——必須是上午啊，下午就沒了——鄧大爺呢，斜著嘴叼著一支紙煙，上面的煙灰已經吊了有半指長，慢悠悠地，他就站起來給他們拌兔丁，而爸爸他們幾個就圍著他的小推車，口水滴答地看著他叼著這根煙，空出手來把花生，大頭菜，芹菜顆顆，芝麻，紅油海椒，花椒面，白糖，醋，還有那抓心腦肺的兔丁都丟到那個大鋁瓢裏面去，哐哐……”這不僅是美食，更是生活方式：在每一個小攤背後，都隱藏著人們對經濟獨立和精神自由的渴求。 可惜，九十年代以來，連平樂這樣的小鎮也不能倖免於全國上下大興土木的“破壞性建設”的浪潮。轎車越來越多，城管越來越多，路邊攤越來越少，不知不覺間，“上頭的人不知發什麽瘋，説要整治鎮容鎮貌了……幾杆子趕走了這些擺攤攤的：涼拌兔丁的，賣紅油大頭菜和春捲的，烤蛋烘糕的，製醬米酥的，打黃糖鍋盔的，甚至修剪刀磨菜刀的——呼啦啦地從街面上散了個風捲殘雲。那些爸爸從小看到大的老臉們啊，走的走，逃的逃，剩下了幾個也就是縮頭烏龜般坐到了牙縫大的門面裡，隔著玻璃，戴著口罩，用塑膠手套遞出些殘羹冷炙——那還吃個錘子吃！爸爸駡道。”於是，很多美味的四川小吃，只有到臺灣的夜市上才能找到——因為那裡沒有城管，攤販也不用繳納沉重的苛捐雜稅。 離開了故鄉，我並沒有太強烈的鄉愁——正如我的四川朋友王怡和冉雲飛所説，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既然故鄉已經淪陷，離開或許是個“眼不見心不煩”的選擇。離開了故鄉，我惟一的遺憾是離開母語的環境，久而久之，就只能説那些“書面語的四川話”了。所以，讀《我們家》，讓我最感動的是那些土得掉渣的四川話，那些怪頭怪腦的詞彙，與逝去的童年有關，與日漸老去的父老鄉親有關，正如有評論家所説：“方言的好處，是提醒我們自己跟最親的那些人，是怎麼講話的，語言是怎麼開始的。”閱讀這本處處是鮮活如泥鰍的方言的小說，我如同一舉收復了淪陷於敵手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