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命運何太殊：丘家三傑人生悲喜劇

1950年5月8日中午，台灣高等法院發生一起墜樓自殺命案。死者是年僅19歲的台大一年級學生丘宏仁。這是筆者已知，1950年代發生在司法大廈（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總統府附近，現為國定古蹟）的三起自殺案件的第一件。 仇家趁火打劫，兒子當了犧牲品 筆者根據《中央日報》報導，還原脈絡如下：丘宏仁是因涉及內亂罪受審。原被羈押，後由姨母劉楊女士擔保，有了保釋機會。但在開審判庭當天，劉楊忽然到庭，「聲稱作保後過於麻煩，要求退保」，並說明其原因。庭上乃諭令丘宏仁還押。正要簽押時，丘大喊：「我要自殺！」並從窗口躍下，當場重傷，送醫不治。 這起案件疑點重重。為何劉楊女士在作保後，會覺得「過於麻煩」而退保？該報並未說明，但根據丘宏義（丘宏仁之弟）日後的憶述，其父「不幸牽涉入台灣的政治」，其兄是「這場鬥爭中的犧牲者」，可見劉楊應是受到強大的壓力而退保；也可見丘宏仁的「內亂案」，和白色恐怖許多「叛亂案」一樣，內情很不單純。不過要理解丘宏仁為何尋死，還得從他的個人遭遇推敲探微。 事實上，丘宏仁這次「內亂案」是二進宮。前一年（1949）的「四六事件」，他就坐牢好幾個月，當時是成功中學高三生。兩年入獄兩次，而且都跟政治案件有關，這種情形在白色恐怖並不多見，對丘宏仁當然是不小的打擊。在四六事件和丘宏仁同房的難友陳琴（台大學生），日後回憶這段往事，仍對丘宏仁「稚嫩驚恐的表情」歷歷在目。 值得一提的是，四六事件主要是抓大學生，以師院（今台師大）為主，其次是台大；但也有兩名中學生，一是建中的張光直，一是成功的丘宏仁。依常理看，陳誠當局會在大學生之外，額外抓這兩名中學生，針對性不言可喻。張光直日後在其回憶錄直言，丘宏仁「年紀最輕，做事很慢，不像是共產黨延攬的人才。他父親丘漢平是福建省立法委員，大概是得罪了人，所以大兒子被牽扯下獄。」換句話說，丘家很可能是被仇家趁火打劫，導致丘宏仁無辜被捕；也因為無辜，才會「稚嫩驚恐」，跟其他有犧牲準備（不論入獄或赴死）的左翼青年不同。 丘漢平（1904-1990）是福建海澄人，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他不只是立法委員，而且是著名法學家（精研羅馬法），當過律師、教授（暨南、東吳、交通等大學）、福建省財政廳長；創辦過華僑中學、仰光中學、華海中學、福建大學；著述之豐更不在話下，涵蓋法商歷史、古今中外。這些經歷和大部分著作，都完成於他45歲（1949）來台之前，可見其知識力充沛、活動力驚人。至於是哪一點得罪了人？就不得而知了。 丘宏仁初進宮，進了人間地獄 從張光直的憶述可知，丘宏仁先被抓到第一分局，隔天送往東本願寺（張光直誤記為西本願寺）初步偵訊；然後關進台北監獄，羈押三、四個月，最後和張光直在台北地方法院受審。法官告訴他們：「我們調查的結果，都知道你們不是共產黨。但是你們的思想都有問題，所以現在不能放你們出去。你們還要經過一段訓練時間，這段時間的長久，要看你們的行為來決定。」幾十年後我們了解，法官這些拐彎抹角的話，講白了，就是他們無罪，但是要被「感訓」。 果然，張光直先還押東本願寺，關了三、四個月；再移監內湖新生總隊，預定送綠島感訓，但在送綠島前獲釋。至於丘宏仁，張光直再也沒見過他。筆者推測，應是張父透過有力關係營救出來，這樣他才能在出獄後立刻考進台大。當時蔣經國還沒管到台灣的特務系統，只要找對人施壓，可逼陳誠放人，這也是作為白色恐怖序幕的四六事件「來得急、去得快」的關鍵因素。 張光直形容東本願寺是「人間地獄」，他聽聞的刑求包括疲勞轟炸、灌辣椒水、老虎凳、吊打（把人雙手反綁，吊起來用皮鞭抽打）、打電話（對女人乳頭或男人陰莖電刑）等。事實上，東本願寺的恐怖不只如此。不過張光直和丘宏仁都沒被刑，只是天天上手銬、蒙眼睛、躺在擁擠的榻榻米上，大小便都在牢裡解決，一天只吃一顆饅頭，此外不准動也不准講話。 丘宏仁二進宮，進了活殭屍監獄 到了台北監獄，這群青年的待遇比較改善，但牢房仍然擁擠，日子百無聊賴，除了面壁看牆，就是想辦法苦中作樂。這是丘宏仁第一次坐牢經驗。第二次坐牢，在當時審檢不分隸的年代，應該還是關在台北監獄。不過他被以內亂罪起訴，不像第一次是純羈押，是否還能「苦中作樂」，不無疑問。 大約同時，台獨案的黃紀男和二二八案的鍾逸人也被囚於台北監獄。黃紀男回憶，這裡的犯人，「隨時都飢腸轆轆」；鍾逸人說：「主食的米被（獄方）盜去五分之三，代以臭地瓜飯…整天在監房裡輾轉呼飢嚎餓的囚徒們，大多雙眼凹陷、骨瘦如柴，在微光下彷彿面對著一群活殭屍，真是令人怵目驚心。」 鍾逸人下面這段描述，令人頭皮發麻：「一些比較年輕、食欲旺盛、熬不住飢餓之苦的，便用自己身上僅有的衣物巴結外役，多要開水加鹽巴，猛飲充飢…於是每個人便漸漸地水腫肥脹，慢慢地發福…不久這些發福的年輕人，反而一個又一個被抬到病房，在那裡快即半月、慢即一個月後，都將以發福症解脫苦海…聽說凡患過這種發福症――腎臟病，解脫苦海的人，最後全身都會散發出一種難聞的臭味，因此整棟病房都必須用濃烈的『煤溜油酚液』消毒。」 這些細節的拼湊，或許有助於了解丘宏仁自殺之謎：年紀輕輕，即無辜被捕，兩年密集入獄。第一次關過「人間地獄」，第二次關過「活殭屍監獄」；而且內亂是刑法的重罪，最少七年起跳。花樣青春如此變色，人生幾無未來可言。這名大學生竟以身殉，向加諸他本人和家人的政治迫害，做最沉痛的抗議。 也許是丘宏仁之死，讓丘家的政敵鬆手，丘家總算從這場政治災難及時脫身。所謂「及時」，是因為丘宏仁死於判刑之前，沒有烙上蔣家的「叛亂」罪印，來不及成為政治犯。以白色恐怖無數例子來看，一旦丘宏仁成了政治犯，丘家勢必被邊緣化，被長期監視、刁難、排擠；其父或許還能保住立委飯碗，但其大弟、二弟，不太可能有輝煌的發展。 丘宏義、丘宏達，馳名國際學術界 丘宏仁的弟弟，一位是丘宏義，一位是丘宏達。或許是遺傳到父親的將才，這三兄弟都讀到台大。丘宏義，1955年畢業於台大物理系，赴美留學，取得康乃爾大學物理博士學位，並在大師濟濟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後研究；因鑽研超新星與中子星，成為國際知名的天文物理學家。1997年退休後，興趣轉到文學與音樂，目前專事寫作翻譯。如果說其兄之死，對他有什麼影響的話，可能就是讓他盡量遠離政治，遠走美國，投入學術研究。 至於丘宏達，角色就複雜多了。他終身不加入國民黨，也無意仕途——這多少是受到其兄之死的影響。但他又有「書生報國」之忱，因此和政治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精心權衡之下，丘宏達乃以「旅美學人」的名士之姿，遠距離「睬政治」。 丘宏達（1936-2011），1958年畢業於台大法律系，赴美留學，取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67年回國任教。1971年獲選「十大傑出青年」，同年出任《大學雜誌》名譽社長，社長則是陳少廷。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丘宏達受到重視，兩人在「革新保台」上路線一致。但1974年丘應聘任教馬里蘭大學，此後終身在美國任教。這個生涯規劃（筆者認為是刻意的），讓他只能以客卿身分提供國是意見，否則應該會像同期發跡的魏鏞一樣，被蔣經國羅致參政。 丘宏達是國際法專家，不僅接了其父的學術衣缽（雖然重點不同），而且青出於藍，一度擔任國際法學會（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ILA）世界總會長（1998-2000）。他雖然是統派，卻是忠心耿耿的中華民國擁護者，終身不持美國護照，而且譴責六四屠殺，聲援法輪功。2005年在接受《大紀元》記者專訪時，更直斥「共產黨就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這比起台灣一些打著中華民國旗號、實則傾共媚共的人格分裂者，高下懸殊立判。 政治迫害，剝奪一切美好的想像 丘家三兄弟：丘宏仁的悽慘遭遇，和丘宏義、丘宏達的騰達發展，對比非常鮮明。假設丘宏仁沒被政治迫害，三兄弟的成就在伯仲之間，是合情合理的想像。而白色恐怖是以大批青年為血祭，假使他們沒被政治迫害，台灣躋身先進國家之林，也是合情合理的想像（畢竟國民黨在台統治，有相當程度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果）。然而白色恐怖，剝奪這一切美好的想像。 事實上，丘宏達的對照組不只有丘宏仁，還有他的大學同學陳隆志（兩人都是彭明敏的學生）。陳是國際法大師，學術地位恐怕還在丘之上。早在1967年，32歲的陳隆志就與其恩師、「新港學派」創始人拉斯威爾（Harold D. Lasswell, 1902-1978）合著《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 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台灣、中國與聯合國），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一台一中、人民自決主張，對台獨運動產生深遠影響，真知灼見歷久彌新。然而陳的台獨主張，卻使他成為黑名單，長期無法回台，又和丘宏達的風光來去，形成鮮明對比。設使陳隆志的主張成為外交政策，台灣今日在全球揚眉吐氣，更是合情合理的想像… 當美好的想像被剝奪，只剩冷冰冰的現實時；當優秀的青年大批入獄、赴死或成為黑名單時，台灣的未來性也就被摧毀了。因此直到今天，我們都還在簽收戒嚴統治、白色恐怖的帳單。走筆至此，只能一嘆！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