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防衛合作】東海昇起的一道曙光！

繼2017年1月1日，日本在台灣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改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之後；台灣對日交流窗口「亞東關係協會」，也剛在5月17日「正名」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這類深化台日關係的外交正名，無疑給台灣社會帶來振奮人心消息。日本對台灣的重要意義，也讓目前在政治大學進行台灣問題研究的法國籍研究人員雨果·蒂爾尼（Hugo Tierny），走訪任教於中山大學的日本專家，郭育仁博士；該篇訪談內容發表於《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英文電子報，標題為「發軔中的台日安全關係」（Taiwan’s Budding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台日安全關係現況 台日的安全防衛關係目前仍處於脆弱狀態，特別是「中國因素」讓台日合作，增加複雜度與挑戰性。舉例來說，1.)台日之間的海上安全，早就該發展出強大合作關係，事實卻非如此。2.)台灣跟日本之間，應該有一定程度的情資交換，也沒有得到建構發展。照理說，日本西南的琉球群島與台灣相當靠近（當地的與那國島，距離台灣宜蘭蘇澳港僅111公里）；另一層面的海上安全聯繫，同樣還沒有協同合作機制。至於工業合作方面，雙方長期以來呈現緊密關係；卻沒有涉及軍事工業合作。 如今情況有所改觀，雙方政府正試著彼此聯繫，加強合作關係。亮點在於，安倍政權對於日台的雙邊拓展，持正面支持看法；阻礙也有，即日本官僚體系，向來崇尚日本「國家利益」，卻貶低與台灣進一步發展的需求；此即日本官僚認為考慮中國觀感，其重要性遠遠大過與台灣發展夥伴關係。不過，在安倍首相命令、貫徹日台雙邊關係的要求之下，可能迫使日本官僚，必須加快台日合作的發展腳步。 踏出下一步 目前台日的海岸巡防，僅止於東海的尖閣諸島（即釣魚台列嶼）；雙方在的漁權、海權合作逐漸取得互相，並循序擴及海上的「人道援助與災難救援」(HADR)。 台日現況關係，以打造「信任關係」為首先要務；透過進一步合作，雙方需求的「互信」與「共識」才得以建立，並朝向下一步的合作關係推進。 日本人相信台灣是「可靠盟友」；官方則稱台灣是「特殊夥伴」；而且一直對台友好的安倍首相，將會繼續掌權至少到2021年。如上所述，安倍政權的領導統御，會在下屬官僚體系得到貫徹，所以日台關係會繼續加速深化。 推動台日關係的另一項助力誘因，源自於美國方面，也希望日台能夠更加緊密合作。就拿北韓問題為例，美國期待南韓、日本進一步合作；類似的情境局面（美日台同樣面臨北京威脅），因此美國期待日台之間，繼續深化合作。 中國如何因應台日合作衝擊？ 北京可能會從2方面著手，其一、在東海海域施展更加強硬作為；其二、如果溝通管道存在的話，中國會跟台灣談判；然而，依照現行發展態勢，雙方關係惡化，如此一來北京會想辦法懲罰台灣而非日本；換言之，日台關係更加緊密的代價，相應也會讓台灣承擔一定程度，遭受中共報復代價。 日台之間的「互信機制」還在發展當中，一旦進入下個步驟「實質合作」階段，北京就算想阻擋也無能為力；一旦實質的互相依賴關係，已經被架構成型。北京對於日台關係發展趨勢，可能已經擋不了，卻會高度關注日台之間的合作項目，與合作程度，特別在「海底作戰型態」（underwater warfare），中國更不會鬆懈其警戒心。 （任教於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的郭育仁博士。圖片/中山大學檔案照片） 日本會考慮對台軍售？ 這個問題，不會有直截了當，明確答案。首先、需要瞭解的是，日本欠缺武器輸出經驗，在自己國內也沒有窗口或組織，來處理武器出口事宜。其二、台灣對日本而言，同樣是外交敏感問題，就日本內部官僚體系而言，更是要高度小心處理；台灣亦無管道得以促成此一對話窗口。務實來看，唯有日台「溝通渠道」架設完成，才有機會進一步洽談日本能否軍售台灣。 其三、換個角度看待問題，日本是否對台軍售，其實並不重要。一旦雙方有了對話窗口，就有機會進一步搭建出軍事層面的「互信共識」。目前對台灣而言，最大的挑戰、困難點應該就在日台之間的「信賴關係」打造。 其四、擁有信賴關係，才可望進入下個步驟的「科技交流」階段。可能的話，日台之間的合作管道，起碼要花費1-2年，才能建立適切、可行的溝通窗口。之所以需要這麼長的時間，主要癥結在於台灣的「外交破冰」，本質性的艱困棘手。一旦突破這層障礙關卡，接下來的武器與軍事科技轉移，就容易單刀直入，切入正題。 台日之間應否建立安全聯防夥伴關係？ 短期內日台之間，不可能建立安全聯盟。日本人會繼續打台灣牌，目的在於給中國增加不穩定與不確定感（譯註：即台灣成為日本對華關係的一張較勁牌），日本會讓中國知道，日台關係正步向暖化， 卻又不致於激怒中共；日本人深知對台關係的紅線所在位置。基於這項認知，安倍政權不會斷然採取不切實際動作，例如在其國內仿效美國，推動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或任何其它官方形式的聯防協約。 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必有其代價與相應利益。如果台日打算簽署安全協防合約，（在目前國際處境下）台灣必須付出多大代價？務實來看，郭育仁博士個人並不認為，日台之間的關係已成熟到可以（或必須）正式簽署安全合約的階段。 與日本締結「正式協約」對台灣而言代價太高，一方面會讓多年來與日本發展出來的良性互動進程被迫中斷，甚至會讓中共對台擴大反撲。北京報復嚴打的對象絕對是台灣，而非日本。中國一開始可能會祭出經貿手段，先來個警告，如果警告沒有得台灣善意回應，那麼北京可能對台灣人進行「旅遊限制」。台灣每年往返中台兩地的工作或旅遊人次，高達200萬；一旦北京將台灣人旅遊人次，限制在一年50萬人次，台灣政府就立刻面臨大麻煩，一些台灣人馬上就會憤怒，集結行動對政府施壓。所以，對台灣而言，風險最低方式，就是透過檯面下的模糊低調，增進日台合作關係。 結語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郭育仁最後也提醒指出，多數台灣人對於台日合作關係，一片樂觀氣息；然而台灣人似乎對日本「打台灣牌」的背後盤算不太瞭解，這讓他個人深表憂慮。需知日本聰明運用台灣牌來抗衡中國，其「策略雄心」，台灣政府應該花心思，進一步研究日本人的背後盤算，從中洞識日本企圖心，並讓台灣在日台合作關係，發展出最佳因應策略，而非只是一廂情願，期待日本如何符合台灣人的主觀發展願望。誠然，多數台灣人不習慣對台日合作關係進行反思，然而掌握台灣航向的掌舵者，應該審慎思考台日關係發展的諸多可能面向，並從中尋思最有利台灣發展的籌碼；換言之不要一頭熱，「審慎樂觀」之餘，台灣政府應該在對日關係，發展出各種利弊得失的沙盤推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