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言文比例」問題的反思與異見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思緒不由得回到往日的時空，回憶起學生時代的兩件往事。高中時，有位老古板的國文老師，有一次上課時提到現代詩，一副不屑，「防風林外的防風林外的防風林外的…」，這也叫作詩，簡直是狗屁！大學時，我偶然看到一篇嘲諷師大國文系某位教授的文章，作者的名字到現在我還記得，他說這位教授寫了一首詩「牧童」：牧童騎在牛背上，邊走邊吃草…，如此水準也敢自認為是國語文專家。 在我求學的那個年代，高中國文課本幾乎沒有白話文章，國文課有如古文課，枯燥乏味，老師只知韓愈，不知魯迅，只知孟浩然，不知戴望舒，厚古薄今，好像只有古文、古詩詞，才值得講解。而大學中文系教授，有的成天在象牙塔裡鑽研文字、聲韻、訓詁，對現代漢語不甚了了，自以為是語文專家，卻寫不通白話文。 以往台灣的國文教育大都掌控在一些食古不化、滿腦子中華文化的腐儒手裡。因而，高中國文課本文言文的比例高得離譜，老師教學主要的工作，只是講解註釋，將文言文翻譯為白話文而已。老師也要教論語、孟子，奇怪咧，學生上國文課是要學如何當聖人，好的不去學，學當聖人？ 現在的高中生也在抱怨，國文課有如古文課，怎麼跟幾十年前一樣都沒變？說實在的，古文對學文法的學生還有些用處，對於學理工的學生有何多大用處？就整體而言，語文教育不是在訓練學生閱讀古籍的能力，也不是灌輸道德教條，而是讓他們具備現代漢語的說寫能力。如果工學院畢業生寫不好簡明的技術手冊，商學院畢業生寫不出清晰的市場報告，那麼台灣的語文教育就算失敗。 多少文言比例有利語文學習？毫無科學根據 到底高中國文課本，文白比例應該怎麼分配？假如我們按65/35、50/50、35/65文言文遞減，白話文遞增的比例分配，有沒有人可以提出統計分析來判定哪個比例對學生的語文學習最有利？台灣產生那麼多心理和教育博士，卻沒有人做過實驗，提出過研究報告，以科學的數據作為決策參考的依據，其實是比較好的模式，也可以減少無謂的爭議。現在課審委員採取投票方式做出決定，不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文言文課數比例三年平均45%至55%」。這只是那些委員個人的主觀認定，毫無任何科學根據！ 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生必修，更是荒謬。高中生有何必要去唸孔孟、老莊、墨子、荀子？古希臘哲學家比先秦諸子有智慧多了，高中生何不選讀柏拉圖？中國文化有何優越之處？這個文化體系根本找不到諸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文明的價值，為何獨尊中華文化？ 文言高比例決定考試內容 補習班獲利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本來就該廢，為何不廢？因為教育部可以藉此增加文言文比例，稀釋白話文與台灣文化。文言文比例不只影響教學方式，也決定了測驗的內容與型式，比例越高，老師須花更多時間解釋晦澀的古文字義與詞句的翻譯。教學如此，考試亦如是，範圍除了古文詞句，還包括漢字形音義，國學常識也要考，難怪高中生要上補習班惡補國文，完全扭曲語文測驗的意義。文言試題比例高，加上題目冷僻，考生受害，補習班獲利，造就了陳星之流的名師，害死了房思琪。 大學指考國文科考試，鮮少涉及現代語文，例如2016年指考第18題，居然考甲骨文的「涉」字形本義，三千多年前刻在龜殼上的字本義如何，誰在乎呢？至於作文題目「舉重若輕」，考生沒有一個是大力水手，也沒幾個練過舉重，這種題目比較適合世大運破記錄的舉重女將郭婞淳。其他公職或專業人員國文科試題，古文也佔不少比例，有些跟語文無關，例如2010年板信新進行員甄試，有一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講這個話的人是：A孔子，B孟子，C 老子，D 管子。不考現代人講的話，考二千多年前死人講的話，出題的老師是否該去看腦神經科？然而台灣國文科卻充斥著稀奇古怪的題目，根本是在折磨考生的腦袋，哪裡是在測驗考生的語文能力？ 降低文言比例為「去中國化」？根本胡說八道 我們活在21世紀的時空，為什麼考試還在考公元前管仲講的話？我們只能用活的語言來溝通、思考、寫文章，十年前我曾經心血來潮嚐試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嘲弄「禮義之邦」的文章，支那古文觀止新篇：吐痰論，發表在南方快報上。我體會到要完全用文言文來談論現代的社會現象，完全不可能，否則那些挺文言的學者為何不敢用文言文發表文章，讓大家見識見識？ 文言文是死的語言，如同歐洲的「拉丁文」，在義大利或法國，誰會去爭論中學語文課本拉丁文應該佔多少比例？台灣人卻在這個問題爭論不休，那些統派說什麼降低文言文的比例，就是去中國化，根本是胡說八道，如果你把中國的語文課本拿來比較，文言文的比例遠低於台灣的國文課本，連外國文學作品也列入教材，如普希金的詩，高爾基的「海燕」，甚至還有科普文章，事實上，台灣的語文教育比中國更「中國化」。 BBC有一篇探討中、港、台語文教材的文章，該文指出，中共建政後，中小學語文教學課程歷經多次改革，雖然他們也利用語文教學進行思想教育，但是比較偏重白話文學，近年來各版本的教材，文白比例不一，但是現代文學仍普遍多於古代文學。台灣在國民黨專政時期，國文課程以意識形態為導向，選文大多側重「培養國民道德」、「體認中華文化」為目的，近年來文言文比例隨學年增加，平均高達百分之六十五，依年級選唐宋文、明清文、先秦兩漢六朝文，並以「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灌輸儒家思想。 白話取代文言 有助促進思想發展 儘管台灣歷經政黨輪替，國文課程並沒有隨著時代進步，時至今日，中文學界與高中國文教師大都反對調降文言文比例，原因何在？可能出自於他們對古文盲目崇拜。中國學者周光慶在其著作《漢語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潮》，指出「守舊的古文家，對漢語的基本性質往往認識不清，甚至還有一種對古文盲目崇拜的心理。」他認為，五四以後引進大量西方詞彙和語法的白話文才是現代白話文，而白話取代文言，有助於更新漢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促進思想的發展，對於現代意識的複雜性以及心理結構所需要的多層次表達，尤其有利。 文言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書面文體，雅則雅矣，但是這個語文體遇到具明確性、邏輯性和抽象性的西方語言時，隨即呈現語法不嚴謹、語意不明確、詞性不明顯、詞彙極貧乏等嚴重的缺點，很難傳達西方學術抽象的概念以及深奧的論述。1863年美國傳教士丁諱良（W.P. Martin）計劃與清廷合作把惠頓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譯為文言文，發現最大的麻煩是找不到漢語的對應詞彙，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創造新詞，現在我們的常用語「權利，Right」、「主權，sovereignty」，就是當年丁諱良與清廷官員翻譯漢文版《萬國公法》時一起創造出來的名詞。 文言文成閱讀障礙 使得知識難普及 採用文言文譯西方的著作，很難讓讀者理解，文言文成了閱讀障礙，使得知識難以普及。我曾經在圖書館翻閱嚴復譯的「天演論」與「群己權界論」，看了一、二頁就讀不下去了，現在的讀者會去讀白話版達爾文的「進化論」，白話版穆勒的「論自由」，誰有興趣讀他的譯作？嚴復曾坦承，「以古今習用之說，譯西方科學之義理，文學雖美，而義轉歧。」當五四時期白話文興起取代文言文的地位，嚴復的譯作即失去市場，只適合擺在博物館。 1916年胡適率先質疑文言文，他在一首白話詩寫道：「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古人『懸樑』，今人『上吊』」，斷言「死文字絕不可能產生活文學」。翌年胡適在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在陳獨秀的推波助瀾下，白話文運動風起雲湧，掀起了銳不可當的文學革命，白話文蔚為主流，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廢止文言文教科書。 不認同新文化運動 國民黨本質就是反動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政權，對知識份子鼓吹的新文化運動，並不認同，國民政府宣傳部長葉楚倫主張復古，1937年胡適寫了一篇文章《國民黨和新文化運動》，強烈批判葉楚倫在思想上是個「反動份子」，「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國民黨滾出中國後，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馬英九將高中國文課本的文言文比例調高到近70%，一脈相傳，不足為奇，足證胡適說得沒錯，國民黨反動的本質始終沒變！ 不過，我們也不必因為國民黨反動，就全盤否定文言文的價值，優秀的文學作品無國界，是人類共同的資產。文言文留下了豐富的詩詞歌賦，也有不少讓人一再吟詠的優美詞句，文言文對修辭有幫助，從事寫作的人，如能適度將文言融入白話文寫作，文章會顯得簡潔有力，文體更優雅，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有這種功力，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立志當作家。對一般人而言，email能寫通順就夠了。 在我看來，國文課程應排除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將文言文比例降至35%，如此才能夠讓下一代從文言文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文言文比例太高，年輕學子為了考試被迫去讀他們痛恨的古文，為什麼要這樣折磨下一代？遺憾的是，蔡的教育部比起馬的教育部，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文言文的總比例仍維持65趴，完全不符合各方的期待，既未聆聽高中生的心聲，回應他們痛苦的吶喊，也未廣納社會賢達的建議，一切照舊，原地踏步，難怪國民黨舉杯慶祝，「中華台北」教育部長潘文忠似乎未能認清文言文比例過高，一直是阻礙台灣語文教育進步的負面因素。錯誤的政策害死下一代，蔡英文嘴巴喊前瞻，決策老是讓人失望，民進黨也別只會放馬後砲，負起責任，亡羊補牢，否則怎麼對得起原本對你們有所期待的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