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中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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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中國(下)
流氓中國(下)

接著說文人。二十世紀中國文人中首屈一指的大流氓是康生。康生是誰?康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情報頭子。康生的傳記《龍爪》一書中指出,康生是一個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只對權力有興趣,喜歡對人施以酷刑,不僅是中國集中營的創造者,且是一個鴉片癮者。康生喜歡讓別人痛苦,在這方面臭名昭彰,甚至有「閻王」的稱號。作者將康生與史達林的秘密員警頭子貝利亞相提並論,沒有貝利亞也就沒有史達林,沒有康生也就沒有毛澤東。

 

粗魯的貝利亞不具備多少知識分子的氣質,康生卻充滿文雅博學的知識分子氣質。康生早年讀過傳統私塾和教會學校,精通中國的傳統文化。他還是一位優秀的畫家和書法家,以罕見的才能而聞名,左右手都能同樣熟練地使用毛筆,即便在專業的畫家和書法家中也很少有人達到他的境界。康生也是一名收藏家和藝術家,收集大量的繪畫、瓷器、青銅器、硯臺、書籍和古代手稿。當然,大部分都是他從國家的博物館和個人那裡掠奪而來的。但他的藝術品位顯然比同樣很喜歡搶奪藝術品的納粹德國的元帥戈林更高。

 

一位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的學者指出,康生是毛澤東的媒人、有過留蘇經歷的國際關係專家,還是一位老資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顧問。康生微妙的政治藝術、優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都為之著迷。康生是極少數與毛保持親密的個人關係的高級官員和助手,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從未得到毛這樣的青睞。康生與毛在一起度過無數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後在北京,而後在晚年巡視國家的途中,他們一起討論政治、中國歷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幫助潤色毛的詩詞和推敲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文。康生是一個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縱者,他用藝術手腕來進行毀滅,他可以把鑒賞能力與情報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種文藝復興時期君主犯罪的歡愉中。他喜愛以知識份子的形象出現在公共生活中,把興趣置於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使他得以消除公眾的懷疑並隱瞞他的大部分罪行。

 

康生背叛王明,配合毛澤東發起的延安整風,成為毛的心腹。在中共黨史上,延安整風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也正是通過延安整風,中共終於澈底淪為流氓政黨。等到其1949年中共佔領中國大陸之後,又將中國大陸變成一個流氓國家。此後,康生式的文人在中共政權內層出不窮,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胡喬木、鄧力群……他們契合了毛澤東作為流氓文人的那一面,被毛選中當秘書,爲毛起草那些殺人於無形之中的文稿。在同一條「流氓加才子」的飛黃騰達之路上,如今還有王滬寧、余秋雨、胡錫進、司馬南、周小平等人緊緊跟上。

 

不願流氓化的文人當然就被淘汰出局,並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被整肅的對象。比如作家蕭軍,一輩子都是透明的人,那麽正直、剛強、善良,卻成為「祖國的異鄉人」。從國統區投奔延安的蕭軍,在日記中記載說:「他們打著,罵著,甚至用手扼著人底喉嚨,向人們要『反革命』的口供、證據、關係……向那些為求民族解放、真理而來的青年們要無產階級底『立場』……這就是這些『革命者』底『革命工作』!他們如今竟一點沒有良心上的愧悔,他們殺了人,卻用無恥的笑臉『道歉』來報償……」他一向秉持這樣一種認識:「一個政黨正當鬥爭的路,那是應該以宣傳、組織、軍事、理論、政治等光明手段來鬥爭。」但是,「共產黨此次『搶救』削盡了一個作為人底尊嚴,一個作為黨員的尊嚴。」蕭軍在日記中發洩說:「這裡給與我的侮辱與損害是別處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我還不能發聲!我不能再在這裡住下去了,我寧可到外面去住國民黨的監獄!」當然,「一日為奴,終身為奴」,延安不允許蕭軍離開,在以後的歲月裡,等待他的還有反右和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暴風驟雨。

 

上層黑社會,下層社會黑

 

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總體而言就是流氓革命。中華民國的所謂國父孫文是洪門弟子,在洪門中位居「紅棍」的高位。他的洪門弟子的身份遠遠重於革命家、基督徒和醫學院學生的身份。孫文的嫡傳弟子蔣介石是青幫弟子,早年拜在黃金榮門下,混跡於上海灘,未能成為杜月笙,這才走上了正常人家子弟不願選擇的「好男不當兵」之路。毛澤東更是破落戶子弟,想到北大鍍金,遭到意氣風發的新派教授們蔑視,於是跑回老家發動「痞子運動」,終於成了朱元璋第二。

 

毛澤東統治的延安,宛如蓄勢待發的梁山泊。充滿美好想像投奔延安的女作家丁玲後來有一段生動的回憶:

 

有一次毛澤東突然問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

 

丁玲回答稱:「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

 

毛澤東說:「這還不簡單呀!」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丁玲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

 

丁玲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毛澤東邊寫名字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兵部尚書等等。

 

弄完了這個,毛澤東突然又說:「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 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毛澤東拉住丁玲的手,扳住她的指頭一個一個地數起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來。

 

毛先封賀子珍做皇后,然後說:「丁玲,你就封個貴妃吧!替我執掌文房四寶,海內奏摺。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摺,代擬聖旨……那是慈禧幹的事,大清亡在她手裡……」

 

毛澤東奪取天下之後,整個中國無非就是擴大的延安。三宮六院自然不在話下,毛澤東的治國方式還是黑幫的那個套路。讀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才知道,共產黨開高幹會議,一點也不偉大、光榮、正確,跟黑幫的會議沒有兩樣,比美國電影《教父》中的場景還要粗魯和醜惡(沒有機會參加毛時代中央會議的習近平,只能看《教父》學習鬥爭手腕)。毛澤東一聲令下,彭德懷頓時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個人都要以辱罵彭來表現對毛的忠心。昨天還是親密戰友,今天卻成為恨不得寢皮食肉的敵人。是非、善惡、真假拋到一邊,冠冕堂皇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剩下的只有保住個人的權力。難怪當時還滿懷理想主義激情的「青年書生」李銳感到痛不欲生:這個黨跟黑幫有什麽兩樣?

 

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對彭德懷《意見書》的觀點逐條批判。毛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遊擊,造反。你解放軍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毛的發言宛如潑婦罵街,又如無賴賭氣。他又說:「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所以發生資產階級復辟),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毛更是以秦始皇、曹操和商紂王自居,這些人都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加流氓,毛卻為之翻案:「秦始皇不是被罵了兩千年嘛,現在又恢復名譽;曹操被罵了一千多年,現在也恢復名譽;紂王被罵了三千年了。」

 

早已靠邊站、沒有實權的朱德不敢公開為彭辯護,在旁不冷不熱地說了一句:「大家都是在一口鍋裡吃過飯的人嘛!」朱又說:「彭總在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毛澤東不能容忍朱爲彭辯護,立即做出動作來諷刺其「隔靴搔癢」,不留情面地羞辱之。

 

上面很黑,下面豈能白?上層黑社會,下層社會黑——毛澤東本來就來自中國底層的黑惡社會,他又大大加劇了上層和下層的黑惡化。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以個案方式對華北六個村莊作出詳盡分析,展現了在國家政權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下,鄉村失去原有的文化傳統和權力結構保護,村民的生存被賦稅、土豪和貪腐的榨取威脅;政府的每筆稅收都伴隨它難以控制的經紀機構的擴大,政權「內卷化」出現。雖然政府的財政收入在增加,但經紀機經附著到整個體制上,使政權的合法性流失。「官僚」和「經紀人」的界限不復存在,他們共同構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操控著各級政權。以學術化方式表達的「國家政權內卷化」之概念,用白話來說就是,原來的鄉紳階層解體,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改變,經濟上的橫徵暴斂、政治上強迫專制、鄉村公職成為謀利的手段,一個控制基層政權的流氓階層登上歷史舞臺。

 

清末以來的小說中,關於流氓混混的記載比比皆是。《官場現形記》第二十八回記載:「這夏十京城之內也很有幾個朋友。無奈同他來往的都是混混一流。」《負曝閑談》第八回記載:「回頭一問賈家的管家,管家;『這三個人都是混混。』勁齋方知道是流氓。」《孽海花》第二十一回記載:「當庫丁的都是著名混混兒。他們認定一兩個王公做靠主,謀得了庫缺。」在今天的中國,流氓混混的故事出現在諸如孔二狗的《東北往事:黑道風雲二十年》、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等小說中,更出現在嚴肅的學術著作和論文中。這些著述和論文不約而同地指出:中國的基層社會已經流氓化和黑幫化。

 

學者黃海在《灰地——紅鎮「混混」研究(1981-2007)》一書中,描述了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處的紅鎮「混混當道」的亂象。混混們不僅顛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鄉村的價值觀。紅鎮裡「大混混」賭場老闆、高利貸主們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開始羡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一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佔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

 

作者指出,當地形成一種「扶植型秩序」,即鄉村基層權力依靠越軌力量的金錢暴力與身體暴力治理農民。這種異化的結合既是大歷史的「常態」,又是被農民認為「世道變了」的「異態」,基層政權和越軌力量獲得生存價值與鄉村秩序,而弱勢農民的利益則被犧牲。無可奈何之下,村民們更多地信奉權力、金錢和暴力等解決手段,這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社會暴力的彌散,越軌力量坐大的土壤進一步生成,紅鎮鄉土秩序也呈現「灰色化」特徵。

 

對於紅鎮的「混混」而言,營生模式主要有三種:「水飯」、「碼飯」和「血飯」。在當地方言中,「水」就是「賭」,開地下賭場的莊家與依賴賭場看場子、當「保安」、放貸與收賬的人通稱吃「水飯」。三十出頭的陳某某是紅鎮最大的地下賭場老闆,手下有一大批二十歲左右的「保安」,即鄉民眼中的打手。「癩子頭」、「三疤」、「定蠻子」專門負責在賭場看場子、管理打手和負責催收高利貸賬,「孝子陳」則負責在賭場物色有償還能力的輸錢賭徒,作為發放高利貸的對象,四人號稱「四大金剛」。

 

除了賭博,還有「地下六合彩」,俗稱「買碼」,在地下六合彩中營生的人就稱之為吃「碼飯」。四十來歲的曾某某是紅鎮有名的地下六合彩莊家,他也依靠混混們幫他暴力斂財。在地下六合彩中當莊家的獲利來源是賺碼金,而開「地下賭場」的獲利來源則無非一是收取場子費,二是放高利貸賺利息。

 

無論是在陳某某的「地下賭場」中吃「水飯」,還是在曾某某的「地下六合彩」中吃「碼飯」,「癩子頭」、「三疤」、「定蠻子」與鎮裡好逸惡勞、不諳世事的小混上都是在吃「血飯」,即依靠逞勇鬥狠賺取傭金——這也符合學者吳思「血酬」的概念。

 

另一篇由陳柏峰撰寫的《混混:中國鄉村的「超級權勢」》一文,將研究區域由單一的「紅鎮」擴展到兩湖平原。楚江市沙橋村的一個村幹部說:「鄉村混混可不是好惹的,一般村幹部都要巴結他們,村支書也不例外。如果村支書的後台比較硬,關系比較廣,還可以置身事外,與鄉村混混互不干涉;如果村支書家門弱、關系窄,往往還要受氣。」在臨沙村,村內的混混橫行霸道,侵佔公共財產,村幹部根本無力對付。二零零六年,村裡一混混想承包村集體的一口魚池,便在村裡放言︰「如果村支書不讓我承包,我就要讓他斷兩根肋骨。」

 

於是,村幹部有時乾脆與鄉村混混「結盟」,從而依賴鄉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脅,來支配普通村民。在1990年代的治理性危機背景下,鄉村兩級結成利益共同體,鄉村混混被納入共同體之中,幫助鄉村幹部完成收稅等各項任務。取消農業稅後,雖少了收稅難題,鄉村幹部仍需鄉村混混提供幫助,以解決村莊公共品供給中的諸多問題。鄉村混混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依賴暴力和暴力威脅,這使得本應依賴政府力量和村莊共同體情感進行運作的村莊權力發生變形。於鄉村混混被吸收為村幹部,被正式納入體制之內,使得村莊正式權力蛻變成鄉村混混赤裸裸的暴力。公權力與混混的合流的一個細節是:楚江市沙橋村所在鎮的流氓頭子「劉爺」呼風喚雨,「劉爺」教訓同鎮其他混混,所長事先知道,只是說「不要鬧得太凶就行了」。在教訓混混的酒席上,所長竟然親自駕車過來敬酒,給足「劉爺」面子。

 

鄉村混混日益成為最有面子的人,兩湖平原的農民對他們的態度也日益曖昧。楚江市新王村的一個中年農民,講述兒子做混混的混世經歷,言談間很為有這樣一個有面子的兒子而感到自豪。人們不再為鄉村混混而感到羞恥,而當他們是值得贊揚的英雄,是令人羨慕的有面子之士。這樣,鄉村江湖對年輕人有了尤其大的吸引力,更多的年輕人願意聚集在鄉村江湖的「成功之士」周圍。許多年輕人慕名而去,臨江縣湖場村甚至有家長主動將孩子送去。

 

在鄉村混混的結構中,這些年輕人可以找到畸形的社會理想和特有的社會上升階梯。很多小混混都把做成「大混混」當成人生目標。很多小混混表示,能被大混混叫出去打架才「有個混頭」,他們覺得最有面子的事情是,有一天自己「混出來」了,在家裡就能控制公司股份、佔碼頭、搶地盤,有人送錢來。

 

前兩篇文章研究鄉村社會的黑社會化,其實黑色社會化不止於鄉村,縣城一級也是如此。學者呂德文在《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一文中指出:「一個縣城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裡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闆,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作者在河南新野做社會調查發現,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當中,有不少是家族勢力。作者得出結論:在中國縣級政治當中,官黑之間的關係模式已經固化,成了一種政治生態。

 

呂德文發現,黑社會不是單個犯罪集團,而是由眾多犯罪個體、鬆散的犯罪團夥、有經營頭腦的組織者整合而成的體系;黑社會與正常社會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嵌入在市場社會、人情社會、權力網路之間,並從中汲取營養。完整的黑社會體系,必定有一個聯繫色譜: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團生存的秘訣在於,它努力保證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黑社會組織的頭目黑老大們,既與當地經濟圈相熟,也與權力圈有關連,公安系統更是黑社會必須籠絡之部門。這些黑社會有自己的組織內部規則(比如不犯命案,不與政府作對,嚴守秘密等)。黑社會組織之間因競爭關係,有血拼。在血拼過程中,會有黑社會組織消亡。但一般情況下,由於黑社會組織的保密規定,不會供出後臺人物,它們在政府系統的保護傘會安然無事。黑社會生存的基礎當然是暴力,但純粹以暴力為生的黑社會,幾乎是不存在的。黑社會的終極目的仍然是獲取利益,而暴力獲利的成本實在是太高。黑社會要長期存在,必須有賴於產業支撐;只不過,其產業利潤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由暴力威脅所維持的壟斷市場。

 

在作者調研的縣城,存在黑社會控制的產業大致有三個:長途班線、米粉批發、土石方工程。這些產業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會具有一定優勢。典型如碰到征地拆遷問題,大企業不願意碰這個矛盾,而將相關業務「轉包」給那些具有黑社會勢力的「拆遷公司」是最保險的做法。

 

在中國的基層社會,「卑賤者最榮耀」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當代中國的全盤流氓化:從語言到精神

 

高貴的時代或者趨向高貴理想的時代,有高貴的語言來標識;卑賤的時代或者向卑賤沉淪的時代,也有卑賤的語言來標識。前者的典範,是清末西人與華人合作完成的和合本聖經,它帶給正在成形中的白話文以高尚、乾淨、明亮的品質。還有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原書作者有高貴的靈魂,翻譯者也有高貴的靈魂,兩者的結合出現了高貴的譯文。在漢語文學中,無法出現“原生”的高貴,所以需要從西方引入高貴的文字和思想,來洗滌、更換與昇華。

 

如果你讀過和合本聖經,讀過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讀過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再來到當下中國的「微信群」之中,會是怎樣的感覺呢?

 

語言學者蘇祖祥寫過一篇題為《為什麼今天的漢語越來越猥瑣?》的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逗比、屌絲、逼格、撕逼、傻逼、牛逼、尼瑪、你妹、臥槽、媽蛋、小婊砸、草泥馬、屎上最牛逼、嚇尿了、然並卵、不須放屁……這些詞彙不僅在男人嘴裡經常冒出,在女性嘴裡也十分順溜地說出;不僅在網絡世界鬧騰得歡,在紙媒上也十分火爆——據說「逗比」的使用頻率超過了「搶紅包」,獨占鰲頭。今天的漢語直奔生殖、排泄、臍下三寸、下三路的勢頭越來越猛,無人可以攖其鋒。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都最喜歡使用惡毒且粗俗的詞語,人們當然興高采烈地使用、轉發、傳播這些「比惡」、「比狠」的詞彙,並以此為榮。「賤人」成了朋友間最親昵的稱呼;「你去死吧」成了同事間最常見的問候。相比之下,帥哥、美女、高富帥、白富美、小鮮肉、老臘肉這類直奔身體、金錢的說法反倒顯得「溫柔敦厚」。曖昧的色情與赤裸的暴力交織在一起,如川菜的麻辣味道一樣刺激。

 

蘇祖祥觀察到的漢語越來越猥瑣的現象當然沒錯。但他尋找的原因大錯特錯。他認為「漢語受到越來越多的踐踏人性、蒙昧奴性的蒙古語、滿語因素的浸染」才變成如今的光景。這種思路背後,是不加掩飾的大漢族中心主義和種族主義,是把自家的屎盆子往別人頭上扣——這個行為比他批評的那些使用猥瑣語言的人更卑賤。蘇祖祥不可能一點沒有意識到,漢語「猥瑣化」的根本原因乃是專制制度的戕害。反之,滿族語言之剛勁直白、朝氣蓬勃,對漢語的發展只有好處。比如,你讀一讀滿族作家老舍早期的優秀作品,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卿本佳人,奈何作賊」,漢語的墮落為什麼要找蒙古人和滿人來當替罪羊呢?

 

敗壞的當代漢語,被某些聲稱反對體制、批判專制的人士視為殺手鐧,比如王朔自稱「我是流氓我怕誰」、艾未未以「草泥馬」作為艾記招牌。會說這些詞語,似乎就證明言說者是勇敢者,是豪邁者,是澈底的革命者。由此,王朔、艾未未之流謀取到反潮流偶像的地位。

 

下流的語言,宣洩的是彌漫在整個社會中的戾氣,展現的是大人物和小人物、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官僚及其反抗者共同構成的時代精神的低俗氣質。最邪惡的獨裁政權,將它的反對者塑造得跟它一樣卑賤。

 

中共政權絕對比納粹德國和蘇聯更加邪惡:即便在納粹在德國受萬民擁戴的巔峰時刻,德國人當中仍然有潘霍華、「白玫瑰小組」的蕭爾兄妹以及施陶芬貝格這些高貴的靈魂;即便在史達林大清洗的恐怖氛圍中,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仍然鍥而不捨地如鷹展翅上騰。當貝利亞向史達林建議除掉帕斯捷爾納克的時候,作為前神學院學生的史達林多少還存有一點敬畏之心地說:「不要動他,他是天上的人,我們都是地上的人!」

 

中國的統治者和人民從來不知道什麽是「天上的人」,流氓人格是中國人的精神霧霾,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霧霾中,人們將丑角當作英雄、將無賴當偶像。如果共產黨的反對者都是艾未未、魏京生、李洪志式的人物,他們不都是小一號或小兩號的毛澤東嗎?他們跟他們反對的政權之間,在語言方式、文化結構和精神氣質等每個方面,都處於令人驚訝的「同構」狀態。

 

面對中國人的卑賤,你不需要太多想像力,他們的卑賤超過你的想像力:中國人向來以四大發明爲驕傲,其實中國人還有更偉大的發明——最近有兩個中國的發明在Twitter上全球出名。煙臺公園設置收費板凳,板凳上佈滿鋒利的釘子。坐前投幣,釘子就會縮進去;超過時間限制,釘子就會頂上來;然後你再投幣,釘子又縮回去。無獨有偶,浙江一處立交下的一塊空地上,鑲滿尖銳的水泥墩,這下徹底解決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露宿橋下「影響市容」的問題。城管們該為之而欣喜若狂吧。是多麽黑暗而卑賤的心思意念,才會想得出這樣的發明!中國人實在是過於聰明了,將才智用到苟且營生上,用在刁難和折磨同胞上。他們真無愧於發明瞭太監、纏足和淩遲酷刑的祖先。這樣厲害的發明,為什麼不去申請諾貝爾獎呢?

 

河南信陽市,紅山公墓有若干墓穴被人撬開盜取骨灰。方女士接到公墓職員來電,稱其家人的骨灰盒被盜,墓碑前留有一個手寫的電話號碼,對方稱想要拿回骨灰必須拿錢來換。方女士和家人隨即趕到紅山公墓,發現現場一片狼藉,撬開的水泥板散落在一旁,多處被砸壞。她按碑上的電話號碼打過去後,應對方要求先匯款2萬元。豈料對方不但沒說出骨灰盒的具體位置,反而變本加厲繼續索錢。家屬譴責對方「那你不給骨灰你沒有良心」,但對方竟撒賴稱「那我沒有良心就是沒有良心」。這些年來,中國流行關於盜墓主題的小說和電影,國人看得如醉如癡。或許因為中國的歷史太悠久,達官貴人的陵墓太多,盜幾個也無妨。孫殿英不就將清東陵的幾座陵墓盜竊一空嗎?如今,盜竊骨灰居然成為點石成金的生財之道。在如此卑賤的中國,死亡也不能讓你脫離被卑賤者無端淩辱的境遇。

 

據香港媒體報導,2016年10月20日,浙江一對80後年輕夫婦帶著孩子在日本隨團旅遊時,從名古屋的一家酒店偷走免治馬桶蓋。據查涉事的台州遊客家境不錯,夫妻二人一個做生意,一個是企業職員。關於事件始末,浙江東港旅行社負責人提供了一份由當事人手寫的道歉聲明:「本人在2016年10月17日晚入住名古屋某酒店,在床底下發現一個盒子,以為是前一位住戶遺落物品,抱著貪小便宜心理,將此物帶出酒店。上大巴車之後,導遊通知該物品為酒店物品(備用馬桶蓋),本人當即答應導遊歸還此物。由於行程原因不能立刻郵寄回酒店,給地接社、酒店等單位造成麻煩,本人由衷表示歉意、懺悔,希望酒店、地接社能夠寬大處理此事件,這種不當行為,保證不會再發生,非常抱歉。」其實,何須道歉,這是中國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來反日,如果每個遊客都偷竊一個馬桶蓋,日本的經濟不就崩潰了嗎?

 

2015年8月24日晚,浙江溫州「火鍋先生」店。顧客林女士與17歲的服務員小朱,因往鍋中加水的小事發生爭執。林女士在微信上發文批評服務員並轉給店主,小朱要求對方刪除未果,遂惡向膽邊生展開報復。他從廚房盛了半塑膠盆滾燙的熱水,走到林女士身後,全部澆下去。現場騰起一股白煙,林女士全身42%面積被燙傷。這還沒完,小朱將林女士連人帶椅拽倒在地,上前撲打,還踹了幾腳。這是匹夫之怒嗎?那一刻,忍氣吞聲許多日子的小朱,終於算是揚眉吐氣了——雖然他很快被拘捕並被判刑入獄。在服務生普遍得不到起碼的尊重的中國,這是弱者最後的反抗嗎?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可以使用這種戕害對方的方式嗎?以毒攻毒,以暴易暴,絕對換不來真正的公平正義。

 

落馬的海南省副省長譚力,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擔任重災區所在地綿陽的市委書記。在地震發生後第4天,胡錦濤抵達綿陽機場前往災區視察,在新華社記者拍攝的一張照片中,譚力春風得意、笑臉盈盈。大批網友並給他取名爲「譚笑笑」。事後,譚力接受《南方週末》專訪時解釋說:「總書記和總理來了,我去迎接他們啊,當然心裡是高興的。」真是越描越黑:百姓死活,無動於衷;領袖視察,喜笑顔開,這就是「奴在心者」。溫家寶安慰那些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長,一定要清查到底,給大家一個說法。然而,負有直接責任的譚力不僅沒有被查處,反倒被提拔爲海南省副省長、省委常委。與此同時,有人揭露譚力在綿陽任職期間,「綿江公路建成時才花了1億多,他改造卻花了8億多,而且綿陽市多個改造工程都交給他前妻來做」。更具諷刺意義的是,災區沒有倒掉的一所校舍,是與譚力有染的黑幫老闆劉漢捐款修建的——黑幫老闆修房子,哪個包工頭敢偷工減料?如此看來,當局沒有必要將劉漢槍決(雖然他是周永康的馬仔),如果讓其戴罪立功,負責重建災區學校,其質量一定可以符合抗震標凖。

 

2010年3月23日早上7點24分,福建南平實驗小學。42歲的社區衛生服務站原醫生鄭民生因工作不順、戀愛受挫,圖謀洩憤,在校門口持刀連續捅刺無辜學生,致8名小學生死亡,5名小學生重傷。2012年12月4日15時30分,廣東汕頭陳店鎮一內衣加工作坊發生火災,14死1重傷。縱火者系劉雙雲,因工資糾紛與老闆發生激烈口角,一氣之下縱火燒廠。此類弱者受盡屈辱、屢遭失敗,本是值得同情的對象。他們怒髮衝冠,計劃採取報復行動,針對的目標卻並不是那些真正傷害他們的當權者,而是無權者。弱者的仇恨,射向的不是強者,偏偏是比他們更弱的人,如孩子、女性、老人、殘疾人。由此,他們從弱小的羊搖身一變成為殘忍的狼。讓無辜者家破人亡,這就是他們所希望的結果嗎?

 

2015年8月23日早上6點半,河南焦桐高速駐馬店泌陽縣春水鎮段,一輛大貨車傾翻,20噸蘋果散落在地。當地村民一撥一撥趕到現場,車主小辛開始以為是來幫忙的,結果卻是來搶蘋果的,「攔都攔不住,這老鄉,讓人心裡面挺寒的」。有村民來了一趟又一趟,足足搶了六個小時,有位趙大爺甚至開著拖拉機來拉蘋果。「差不多得了,你們都弄幾次了,給我們留條活路行不行!」小辛帶著哭腔,嗓子都喊啞了。8萬元的20噸蘋果只搶剩下2噸,現場民警制止哄搶時,一位老大爺辱駡、推搡,甚至要動手打民警。春水派出所所長韓斌說:「有些村民認為集體哄搶財物不犯法,有些村民明知違法,卻認為法不責眾。」這些農民大都是窮人,但他們不僅僅是因為窮才哄搶他人的蘋果。在中國,每個人的私有產權都得不到保障,既然自己的財產有可能遭到剝奪,那麽當有了搶奪他人財產的契機而且不被法律追究的時候,人們又怎麽會放過呢?

在台灣也有這樣的卑賤者,不是台灣本土生成的,而是國民黨從中國敗退到台灣時帶到台灣的。其典型之一就是根正苗紅的國民黨人、40多年前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馮滬祥。2016年10月7日,多年來逃脫「轉型正義」追討的馮滬祥,卻因性侵菲傭而判刑3年4個月定讞,需要即刻入獄服刑。

這個「為人師表」的大學教授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候,居然毫無悔意地將個人的卑劣行為,無限上綱為八竿子打不著的「政治迫害」,還説「台獨必敗、統一必勝」,這是他爲中國統一大業所做出的巨大「犧牲」。言下之意,他是因為心向中國而遭台灣民進黨政府迫害、構陷、判刑,他似乎幻想服完刑後,中國會因為他的「愛國」行為而向他頒發勛章。殊不知,此舉反而壞了大事,他將個人的性侵劣行和中國當局的「統一大業」牽扯在一起,不是讓世人更聯想到中國常常要「霸王硬上弓」,地霸淩走遍弱勢國家的鄙陋嘴臉嗎?如此「無恥者無畏」,誰能與之媲美呢?既然馮滬祥以中國人自居,那麽他的卑賤也是中國人的卑賤,而不是台灣人的卑賤。《環球時報》為什麼不發表社論聲援他呢?

 

以上這些場景、事件和人物,足以拍攝成一部名為《卑賤中國》的紀錄片了,一定能比賈樟柯的《天註定》還要精彩。流氓不可能被煉成貴族,醬缸中的蛆蟲,永遠都不會仰望星空。所以,去除中國人精神上的卑賤特質,比顛覆共產黨政權更加重要——台灣民主化已經三十年多了,一代人已經長大了,可是卑賤者仍然卑賤。而人心的卑賤,是走向偉大國家和偉大社會最深的鴻溝。惟有流氓中國轉型爲公民中國的那一天,中國才是我的祖國。

 

2016年秋

附記:十多年前,我寫過《太監中國》和《優孟中國》兩篇互為姊妹篇的長文。後來,一直想寫第三篇《流氓中國》。直到移居美國後,《流氓中國》才動筆。3篇文章放在一起,可構成「中國三部曲」,比習近平宣揚的「中國夢」更加真實。

編按:此文收入余杰新作《卑賤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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