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與納粹德國的蜜月期

台灣新竹光復高中舉辦校內遊行活動，有一群學生裝扮成納粹德國的軍隊，有模有樣地仿效向希特勒致敬的軍禮，該視頻在媒體上引發軒然大波。事件曝光後，不只台灣總統蔡英文大怒，下令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校內行政人員也一律給予行政處分，校長辭職，教育部取消補貼。此事甚至成為一件國際新聞，以色列與德國駐台代表處雙雙發文，譴責台灣教育界出現此等「憾事」。 毫無疑問，這是歷史教育的失敗，這更是華人世界長期以奉行“崇拜權力、不問善惡”的思維方式的必然結果。然而，與其居高臨下地指著那些“無知者無畏”的孩子，不如靜下心來讀一讀美國歷史學家柯偉林的專著《德國與中華民國》。該書被學界評為中德關係史的一本“難以超越”的著作，也是關於中華民國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項“極其出色”的成就。該書初版時名為《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這個名字與全書的實際內容更加貼切。納粹迅速崛起的道路讓蔣介石艷羨不已，蔣介石認為以中國傳統文化加上法西斯主義理論，就是可以讓中國由亂變治的法寶。為此，蔣介石以納粹爲榜樣，在軍事、工業、文宣和特務系統等方面奮起直追。不過，由於中德兩國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傳統迥異，蔣介石將中國“納粹化”的努力並未成功。 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柯偉林在《德國與中華民國》一書中，論述了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間，南京政府向德國“取經”的是非成敗。尤其是希特勒上臺、將魏瑪共和國改造成第三帝國之後，中德兩國的關係一度如膠似漆，蔣介石與希特勒也如同一對惺惺相惜的獨裁者。一九三七年六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應邀訪德，與納粹元首希特勒舉行會談。會談中，希特勒對孔祥熙談及蔣介石，贊蔣介石為“中國負有天賦使命的偉人”。當然，兩者的關係實際上並不對等，德國的國力之強、希特勒的權力之大，是勉強統治鬆散、孱弱的中國的蔣介石難以望其項背的。希特勒對蔣介石的稱讚只是禮貌話，而蔣介石則是希特勒真心實意的崇拜者，他曾宣稱“我們需要中國的希特勒”，“中國的希特勒”也就是他自己。為了得到德國的武器與工業產品，蔣介石卑躬屈膝親自致信希特勒，承諾“中國之原料必須巨量供給貴國”。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蔣介石再度致信希特勒，專門為其祝壽。如今已知蔣介石致希特勒之私人信函至少有四封，希特勒只回復了其中的一封。 納粹德國何以成為中華民國的“良師益友”？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垮臺的不僅僅是大清王朝，更是在中國運行了兩千多年的帝制。然而，對於如何建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當時的各派勢力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和通盤的計劃。革命派和立憲派對於爭奪權力更感興趣，可是權力到手之後卻又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民國的前十五年，中央政府處於高度不穩定的狀態，“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使得中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自身的發展模式頻繁更換。 民國初年，聯邦共和、多黨競爭、議會政治的美國模式被中國精英階層視為可效仿的典範。然而，宋教仁遇刺、孫文發起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悲劇性事件，使中國人的“美國夢”灰飛煙滅。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已淪為一個弱勢軍閥的孫文，面對西方國家普遍的冷落態度，轉而向十月革命之後強悍兇猛的蘇俄求助。蘇俄當然樂於向東方“輸出革命”，雙方一拍即合。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蘇俄催生的“雙黃蛋”，在南方點燃階級革命的火種。一九二七年，經過蘇俄訓練和援助的國民黨黨軍，在北伐戰場上摧枯拉朽，蘇聯模式的黨國終於“平地起高樓”。共產黨不願屈居國民黨之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又發生血腥內鬥，蔣介石斷然實施清黨屠殺，宣佈與蘇俄決裂，此後自然無法繼續以蘇俄爲師。 那麽，蔣介石的新老師是誰呢？蔣介石早年曾留學日本，一度對日本的現代化道路崇拜得五體投地。但是，日本在二十年代對中國已展開鯨吞蠶食，國民政府不可能跟日本結成親密的師生關係。而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對曾經赤化、且民族主義高漲的國民黨政權不予信任，蔣介石本人也對英美的制度和文化毫無好感。於是，剩下的惟一可以當著老師的國家就是德國了，正如柯偉林所指出的那樣：“與德國的密切合作，實際上導致了對該國某些基本經驗的模仿，國民黨政府在謀求國家統一、增強經濟實力、尋求民眾支持的各項努力中，均打上了這種模仿的烙印，所有上述努力都是在日益增加的日本威脅下進行的。” 蔣介石發現，既然日本以德國爲師，那麽與其學日本，不如直接學德國；既然日本學德國能在短期內取得空前的成效，那麽中國學德國或許也能事半功倍。希特勒上臺之後，短短三五年之間，就驅散了德國在一戰失敗之後的萎靡不振，改變了遭其他強權淩辱的窘迫狀況，軍隊所向披靡，工業日新月異。蔣介石看在眼裡，也想在中國實踐德國“麻雀變鳳凰”的秘方，柯偉林如此描述蔣介石的心態：“蔣介石和許多國民黨領導人都對德國的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軍事化和工業化造就了德意志帝國。一個精銳而忠誠的軍官團，保證並強化了軍隊作為國家柱石的地位。法西斯主義甚至能夠成為一個衰落社會的強心劑。” 在整個三十年代，以德爲師的想法不僅存在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實權派心中，也爲許多知識精英所接受。有不少頂級知識分子追捧法西斯主義，對於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惡行熟視無睹。中國人從不在意政府對境內少數民族的種族歧視乃至種族屠殺，希特勒的種族政策對他們來說從來不是一個問題——他們惟一一次微弱的抗議，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將中國人與黑人併列爲劣等民族。“我們無需隱瞞，我們正需要中國的墨索里尼，中國的希特勒，中國的史達林！”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在其名著《流產的革命》一書中引用了這批知識分子的呼籲。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批人不單單是留德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也包括留學英美卻對英美自由主義興趣闕如的社會精英。 蔣介石對納粹德國的羨慕，持續到中日開戰乃至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德國成為中國的敵國。中國與德國沒有面對面地作戰，但雙方處於敵對陣營，蔣介石偏偏從未批評納粹的窮兵黷武。美國學者羅丹（Daniel D.Knorr）分析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時指出，與五四時期的思想界的繁榮相比，蔣標榜的民族主義不僅要求絕對的個人權威，同時對西方思想（特別是那些同盟國所支持的思想）持排斥態度。蔣自命爲聖王，就像帝制時代的皇帝那樣集政治和思想權威爲一體。當時，與蔣政見對立的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對《中國之命運》作出一針見血的批評：“這本書批評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是我們盟友蘇聯的意識形態；它還批評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是英美盟邦的意識形態。但是這本書唯獨沒有批評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是我們的敵人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意識形態。” 蔣軍為何無法具備德軍超強的戰鬥力？ 相信“槍杆子裡出政權”的蔣介石最羨慕的是德國軍隊的戰鬥力，他學德國的重心是建立一支嫡系的德式軍隊。 讓國民黨軍隊脫胎換骨的關鍵人物是被譽為“德國國防軍之父”的漢斯·馮·塞克特將軍。一九三三年，塞克特出任蔣介石的總顧問，提出推動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的大綱。他強調必須建立規模較小但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軍隊的戰鬥力在於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於優秀的軍官團。塞克特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一人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由此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 塞克特獲得了對外國人心存猜忌的蔣介石罕見的信任，他甚至可以用蔣介石的命令對軍隊發佈命令。他在中國改組軍隊的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九三四年，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了三個「示範師」，組建十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到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前，德軍顧問團為國民政府整編之精銳部隊接近三十萬人。這些部隊被視作是國民黨軍隊中的精華。 果然，德式的“中央軍”在對中共割據的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中大放光芒。蔣介石採取德國顧問提出的穩中求進的“碉堡戰術”，迫使紅軍放棄中央蘇區、走上“長征”之路。經過德國訓練並裝備德國先進武器的國軍，其戰鬥力確實讓此前屢次擊敗國軍的紅軍刮目相看。學者黃道炫在《中央蘇區的革命》一書中指出，國民黨軍隊將裝甲部隊和新購德國山炮投入戰場，讓紅軍將士吃盡苦頭。中共悍將粟裕回憶說：“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家夥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紅軍兩個主要軍團的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有所加強。每連有多至六挺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關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就是傷亡一大堆。” 然而，這些新式部隊能打敗共產黨的軍隊，卻不是日本軍隊的對手。中日全面開戰之後，蔣介石不顧德國顧問的反對，將德械精銳師投入淞滬戰役以及南京保衛戰。中國軍隊總體傷亡三十多萬人，其中德國整編之三十萬部隊損失十萬到十八萬人，失去一萬名低級軍官，從此基本喪失了獨立作戰能力。柯偉林評論說，這個結果對於蔣介石來說是巨大的災難，蔣的精銳部隊不復存在，無法執行統一中國和抗擊日本侵略這兩大任務。蔣不得不依靠戰鬥力更弱、忠誠度更差的地方部隊，“從此以後，蔣介石就越來越不是作為獨立的權力實體而越來越以派別集團的操縱者的身份進行統治。中日戰爭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內戰史將會證明這種統治方式的局限性。”換言之，日後蔣介石被共產黨打敗，根子在此時就埋下了。 蔣介石的軍隊在短短幾年內可以裝備德軍的先進武器、穿上德軍威風凜凜的軍裝，但離真正的現代化軍隊的標凖還很遠。軍隊的現代化，必須有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與之配合，如受過一定教育的兵源、龐大的兵工廠和工業系統，後勤、通訊、交通和金融的配合等等。這些都不可能“速成”。蔣介石敗退台灣之後，有一次到國防大學觀看美國拍攝的第二次大戰之中途島及瓜島與地中海各實戰影劇，頗有所感，“自覺在我國以十八世紀之程度，而要擔任廿世紀中葉之戰爭，焉能不敗”。僅僅以蔣介石本人的文化和軍事素養而論，亦不足以指揮這支軍隊。蔣介石迷戀於孫子兵法、曾國藩兵法，這些東西無法應付一場現代戰爭。蔣介石習慣於儒家式的“吾日三省吾身”，卻從未意識到到自己的知識和思維方式需要全盤更新。 新生活運動：半途而廢的“儒家版本法西斯運動” 蔣介石效法納粹是全方位的。比如，蔣介石欣賞納粹的蓋世太保，下令組建特務組織“復興社”（由於復興社幹部均穿藍衣黃褲，故又稱“藍衣社”），以恐怖手段維護其統治。復興社的中心機構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主要負責在軍隊系統中宣揚法西斯主義。 希特勒對德國的鐵腕統治，並不完全靠秘密員警的恐嚇、民族主義的煽動以及發展經濟、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來實現，更是靠塑造如同上帝般的元首的形象來達成——元首是納粹黨的靈魂所在。希特勒宣稱，在德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將德國人民帶往至高無上的位置，“我是幾十年來，也許是幾百年來最嚴厲的德國人之一。我具有德國領袖的偉大權威。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的成功，無條件地相信。”德軍佔領巴黎後，希特勒特別去參觀和研究拿破崙的紀念碑，聲稱自己遠比拿破崙偉大：“我將成為人們仰視、國家談論和永遠牢記的元首。我的生命將不會因軀體的死亡而結束。相反，我的生命將因軀體的死亡而開始。” 蔣介石在中國人當中從未獲得希特勒在德國人當中的那種尊崇與愛戴。一九三四年，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或許是要創造一種凌駕於黨、軍隊和政府之上的運動，由此使自己成為無可爭議的領袖。柯偉林指出：“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是徹底地失敗了。它動員中國人成為新公民的努力未獲成功，哪怕僅就從來沒有去發揮群眾的主動性這一點而言也是如此。”新生活運動的內容是儒家道德理想與從德國引進的普魯士軍事體制的混合物，它所強調的是民眾的服從，排斥民眾的參與。國民黨在北伐成功之後，喪失了發動民眾的動力和勇氣。蔣介石看到共產黨發起的群眾運動的威力，沒有信心與之競爭，反倒害怕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新生活運動不是群眾運動，只是上層精英對民間社會進行“訓導”，然而“動員的真意就是組織訓練”，這場運動因缺乏人民大眾的響應而慘淡收場。蔣介石學希特勒畫虎不成反類犬的重要原因是：“只是模仿法西斯體制，而不是法西斯運動，但是運動對於建立法西斯政權是必不可少的，那種認為可以跳過初期動員階段也能實現國家軍事化的觀點，是對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誤解。” 沈從文在長篇傑作《長河》中嘲諷“新生活運動”說：樸實的湘西鄉人理解不了“新生活”，對這個稱呼感到莫名其妙。一位婦女得知“新生活”要來了，十分擔憂，她不明白“新生活”是什麼樣子，會不會拉人殺人，問了許多人也說不明白。一位老水手對“新生活”抱有杞憂，以為“新生活”一來，這地方原來的一切，必然要有些變化。湘西人被折騰怕了，之前，又是土匪，又是共產黨的蘇維埃、又是追剿紅軍的國民黨軍，一點風吹草動、新名詞、新運動都讓他們感到莫名的恐懼。等到新生活運動在湘西小城實施，人們看到只是些不切實際的可笑之舉，比如強行規定鄉下人走路要靠左，不然要打膝關節，不扣紐扣也得挨罰等。《長河》被國民黨圖書審查官認為“思想不妥”，輾轉交涉，做了刪節，才得發行。 民國史研究者傅國湧認為，“新生活運動”最大的缺失是價值錯置，強調個人生活規範，只是為了規矩、服從、守紀律，而沒有自主地為社會服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這類內容，也就是說“新生活運動”倡導的價值不是現代的。“新生活運動”離開公民教育，奢望以政治運動的方式重塑一代新國民，本質上不是要培育現代化的國民，而只是想訓練聽話的工具。這是權力主導的改變私人生活規範的嘗試，依靠權力自上而下推行，在公眾當中並沒有激起多少反響。 隨著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中國與納粹德國的蜜月期結束了。但是，即便沒有這場世界大戰，蔣介石學納粹德國注定不會成功。首先，中國與德國的民情差別太大，中國人不可能改變數千年散漫、含混的民族特性，突然變得跟嚴謹、勤奮的德國人一模一樣；其次，納粹德國自身的發展模式中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在經濟現代化飛速進行的同時，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納粹德國的滅亡是必然的，而學納粹德國的蔣介石政權也不可能順利地從訓政過渡到憲政。 專欄、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