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失依兒篇】留下的孩子、擺渡的舵手,一起找家的方向

攝影/余志偉
攝影/余志偉


921地震,讓多達134名孩子一夕間失去雙親,湧現台灣近代最大一批失依兒,因而帶動《民法》第1094條監護權認定修正,血緣親疏不再是選任監護人的唯一條件,而是以失依兒少最佳利益為考量選任監護人。政府亦推動,為失依兒少建立信託基金,保護其財產與人身安全。

921地震造成近千個家庭骨肉離散,134個未滿18歲的孩子父母雙亡,超過5成是12~18歲的青少年。根據兒童福利聯盟(以下簡稱兒盟)統計,在災後一年間,這群失依兒居住地遍及14個縣市。他們9成由親戚擔任扶養人,1成進入機構。

在法律、政策面之外,失依兒也需要強力而持久的心靈療程。從921的長夜開始,這134個失去雙親的孩子,就踏上一條漫漫的離家與尋家旅程,許多人在迷路中找路,有人療癒彼此,也有人遠遠守護,成為這些失依兒迷途中的一顆星,讓孤單的他們看見:有人在這裡。

找家的么女
小嵐/果農女兒/失去雙親

這片果園曾是一座三合院,小嵐20年前的家。(攝影/余志偉)
這片果園曾是一座三合院,小嵐20年前的家。(攝影/余志偉)

小嵐(化名)是果農的女兒,位在台中石岡半山腰的老家被橘子樹環抱,還種了龍眼、釋迦等一年四季吃不完的水果。小時候的寒暑假,她都在幫忙包裝堆積如山的橘子,手指動著,心裡只想和4個姊姊一樣去外縣市念書、工作。921那年,目標達成一半,她在台中市區住校念高三,準備考北部的大學。

在小嵐記憶中,媽媽辛苦又溫柔,但她未曾走進媽媽的內心世界;脾氣火爆的爸爸是家中唯一男性,顯得有點孤單,卻也最疼她這個小女兒。921前一個週末,她因事和爸爸賭氣,留校準備模擬考。地震當天,她天亮後啟程回家,發現路愈走愈破碎,馬路隆起兩層樓高,回到家,熟悉的三合院半倒,媽媽已經往生,重傷的爸爸送醫仍回天乏術。

一直想離開的家,永遠回不去。再也沒機會多了解媽媽,再也無法和爸爸和好。她跪在三合院的神明廳,不知道說了多少次對不起,若能早一點到家,爸媽會不會還活著?是不是不必在瓦礫下承受漫長等待與痛苦?若前一週有回石岡,心中的遺憾,會不會少一點?

地震隔月,5姊妹在台中買房子,讓彼此有可以回去的家,「但裡面是空的,還沒有回憶,」看著姊姊去買水果,小嵐心裡只有難受,「我們家以前不買水果的。」

姊姊們只有假日回台中,平日各自扛著傷痛,對彼此的心疼,化作填滿食物的冰箱。上大學後,小嵐搬到台北,「台北的家、台中的家、石岡的老家,我有三個家,也像是沒有家。」

曾經覺得哭了就「輸給地震」

小嵐很早就對諮商輔導工作感興趣,大學、研究所都念相關系所。諮商輔導中,「說」除了能紓解情緒,也代表能夠求援。當情緒滿上喉頭,她卻發現自己說不出口,她渴望被聽見,不想被憐憫,不希望別人看到的只是經歷921地震的她。她還得努力忍淚,對她而言,哭就輸了,輸給地震。

情緒不斷拉扯,小嵐隔絕自己,無法向別人表達感受,無法言語。她形容自己得了「人群孤獨症」,「與人隔絕的好處是,沒有付出,就不會有失去。」

大一開始交往的男友阿光,是她最能放心掉眼淚的人。「我常對著他哭,說不出流淚的理由。他不害怕,不急著要我解釋,不會閃躲不知所措,或要為我做些什麼。他就是陪著我,去承接我的情緒。」

從盡情流淚開始,慢慢練習說出壓抑的心情,發現眼淚不代表認輸,於是更放心地展現自己的脆弱。阿光後來成為小嵐的先生,在他眼中,小嵐是他心愛的人,不單是「921的失依兒」,「我就是全心陪她經歷一切,那些高低起伏,我不覺得是情緒,是過程。」

另個穩定力量,是兒童福利聯盟的社工。社工和她年齡很近,像學姊又像家人。地震創傷起伏,她大五實習時再度陷落,社工發現不對勁,為她連結心理諮商。她形容,兒盟的社工像個浮球,給她依託標的,不在失措中溺水。

921第11年,小嵐將這段心理歷程寫成碩士論文,書寫過程讓她想靠近又逃離,想接觸又害怕,也讓她把這些年的創傷與哀悼歷程看得更清楚,看見那些陪伴她的人們,也回到「心裡的家」——原來父母一直活在她的心中,她沒有失去父母,也不曾失去愛。

走過創傷與哀悼,小嵐重建了家。餐桌上的橘子和芭蕉,都來自家裡果園。(攝影/余志偉)
走過創傷與哀悼,小嵐重建了家。餐桌上的橘子和芭蕉,都來自家裡果園。(攝影/余志偉)

離開石岡後,小嵐反而更想靠近石岡。她婚後和同為石岡人的阿光返鄉定居,在台中海線工作的阿光,每天開車80分鐘通勤不以為苦。

我們問小嵐,現在在她心中,家的定義是什麼?她毫不遲疑地回答:

「有愛的地方,就是家。」

掛在橘子樹上的戶籍

曾任諮商心理師的小嵐,現在是全職媽媽。成為3個孩子的母親,讓她更想讓石岡成為下一代的宜居之地,她與一群石岡在地媽媽組團隊發起連署,盼讓石岡的公園不再只有罐頭遊具,而是納入社區意見,做出結合在地文化的設計。

從孩子懂事開始,小嵐很自然地和他們談起生命與死亡。「他們知道外公外婆是地震過世,也明白世間無常,年紀大的人不一定會比較早走,老二有次哭著要我不要死掉,我說媽媽也很希望看到你們結婚生小孩啊!」

小嵐一家人的住處,距離她老家約10多分鐘車程,老家路口有個信箱,偶爾還有寄給她的信。三合院早已拆除,現在種滿橘子樹,但小嵐的戶籍一直留在這裡。

「一直考慮要遷,最後還是留著。不然那個戶籍就沒有人了。」她輕嘆一口氣:「或許今年會遷走吧。」

二度倖存者
阿倫/工人之子/家中唯一倖存者

阿倫是921地震中,全家唯一存活下來的人。(攝影/謝佩穎)
阿倫是921地震中,全家唯一存活下來的人。(攝影/謝佩穎)

阿倫是台中新社人,父親事業失利後,帶一家五口搬到東勢的工廠工作。「我們家窮,但沒讓小孩餓過肚子,一家人感情非常好。」閉上眼,阿倫彷彿能聽見爸媽帶他與弟弟妹妹在學校操場跑步、逛夜市時的笑聲。

921地震時,阿倫國小五年級。他那晚被左腳傳來的劇痛驚醒,眼前漆黑,全身動彈不得,只聽到弟弟的哭叫。他試著安撫,隨即痛昏過去。

那時東勢有逾萬戶住宅倒塌,全鎮都在碎瓦礫中救人。阿倫的小舅媽四處奔走借來挖土機,阿倫受困10多個小時,終於從全倒的家中被挖出,一家五口,只有他一個人活下來。

「看到牌位上寫著我爸媽、弟妹的名字,我哭到腦袋一片空白,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了。」

出院後,阿倫住進大伯家。大伯的權威管教,和以前爸媽溫和講理的教養方式截然不同,還不時叨唸他父親從前的債務問題,讓他很難受。堂哥堂姊大阿倫近10歲,不是青春期少年能談心的對象。

「他們第一天就告訴我:『地震的傷害,我們幫不了你,你要堅強靠自己走出來。』所以我從小練就一個功夫,就算難過得要死、痛得要死,仍會笑著說我沒事。」

失親悲傷不曾被時間沖淡,想念的時候,他就蒙在被子裡哭,「或許(大伯)是用他們的方式關心我,但在那當下,一直要我堅強獨立,會讓我覺得我是孤獨一人。」

台中縣政府輔導員謝宛蓉、督導輔導員的教授梁培勇、兒盟社工黃雅祺,成為他的情緒出口。「無論多小的事他們都願意聽,只有面對他們,我才找到依靠感。」

一場車禍,成為和大伯關係轉捩點

高二暑假,梁培勇與謝宛蓉約阿倫碰面吃飯,他前一晚興奮到睡不著,隔天中午,趕緊請一起在果園打工的鄰居載他赴約。

油門一催,剛學騎機車的鄰居在下山路飆到80公里,一個過彎,兩人飛摔出去,阿倫一頭撞上路邊護欄,接著發現脖子以下無法動彈。

大伯比救護車還快趕到現場,握著他的手掉眼淚,「第一次看到大伯哭,我嚇到,覺得自己超不孝的。」

阿倫第五、六節頸椎粉碎性骨折,手術成功機率5%。聽到這件意外,社工與輔導員們全嚇壞了。阿倫迄今無法忘記大家到醫院探望他時的表情,好像看到家人受傷一樣難過。

「大家要我加油,我經歷的種種,天上的家人也在跟著參與。我覺得很對,我要連同家人的份一起活下去,」阿倫說。

他每天逼自己練寫字、重新學走路,「復健做到內褲都是汗濕的。」一年後,他慢慢能正常行走,現在幾乎看不到後遺症。

這次意外是阿倫和家人關係的轉捩點,父母驟逝讓他沒自信,常沒來由地覺得自己是沒人要的小孩。車禍讓他發現,有群人像爸媽弟妹一樣ㄈ在意他,自己不是一個人 。

「可能伯父母也不知道怎麼陪伴我,他們的孩子都長大成人了,對我算是另類隔代教養,或許也帶著矛盾的心情。」

看見另一種被愛的方式

成人後,阿倫投身社工體系,想要回饋社會。(攝影/謝佩穎)
成人後,阿倫投身社工體系,想要回饋社會。(攝影/謝佩穎)

由於想回饋社工界,阿倫大學考上社工系,出社會後服務偏鄉、經濟弱勢的家庭,陪伴失依或隔代教養的孩子,「想讓他們知道,我能好好的,你也能好好的,我們都會陪你。」他笑說,有孩子聽完他的遭遇,反應是「你好衰喔,我覺得自己好像還好」,便又振作起來。

地震受的傷好了,心裡的疤還在。他自忖自己是個太討好的情人、義氣相挺過頭的朋友、對家族大小事異常主動。因為害怕失去,他希望周遭一切都黏得緊緊的,永遠不要離開。

身體也記得921那晚的恐懼。阿倫現在一定得開燈睡覺,輕微地震也會讓他從座位彈起,狂奔下樓。

一位社工督導告訴他:「傷痛不會消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要學習怎麼跟它生活。」他很震撼,原以為時間能淡化一切,沒想到愈想淡化,傷痛反而更深,「當重新學習與傷痛共處,會發現根本沒有所謂放下,但能選擇用什麼心情面對。」

流逝歲月也慢慢解開誤會的結。阿倫逐漸明白,堂哥嚴苛的教養方式,隱含防止他走上歪路的關愛;大伯數落他父親的怒氣裡,帶著說不出口的牽掛、對弟弟早逝的捨不得。他們心中,都可能有塊尚未痊癒卻未能言說的創口。

「大人有大人的悲傷,但一開始很容易被忽略,」黃雅祺說,兒盟在震災後第5年舉辦扶養人支持團體,原想邀大家聊聊小孩的閒話,沒想到大家說的盡是失去親人的痛楚,全場哭成一團。「扶養人也是被留下來的人,他們同樣失去手足甚至子女,卻得立刻安頓親人留下的孩子,並承擔社會的眼光,悲傷從未好好紓解。」

現在阿倫的手機桌布,是與堂哥們5個女兒的合照,各個都是他疼入心的小公主。他想好好談段感情,建立自己的家庭。雖然無從彌補父母缺席的童年,「但至少能讓我的孩子感受,你們的阿公阿嬤,從前是這樣愛著我。」

尋家擺渡人
黃雅祺/兒盟社工/專職陪伴失依兒

黃雅棋陪伴921地震失依兒數十年。(攝影/余志偉)
黃雅棋陪伴921地震失依兒數十年。(攝影/余志偉)

對新家庭的重新適應、青春期孩子與扶養人的價值觀碰撞、不斷起伏的情緒與對未來的迷惘。這些921失依兒需要的不只是經濟支持,更是長遠陪伴。

兒盟在921當月成立「家庭重建中心」,每月訪視失依兒與他們的扶養人直到20歲成年,像是伴著孩子尋家的擺渡人。但在一開始,社工常面對冷漠拒絕。

失依兒回顧當時經歷,常提到一個感受:他們的世界一下子湧入太多關注,政府人員、社工、記者、志工絡繹不絕,有些在他們弄清楚誰是誰之前就離開。久而久之,他們對突然出現的大人習以為常,也不抱期待,兒盟社工起初也只是另個陌生人。

面對前所未見的嚴重天災,專業助人者最初也千頭萬緒,能做的就是陪伴,直到孩子願意敞開心扉。

「我們不會裝做都很會,」兒盟中區重建組組長黃雅祺認為,「陪伴」這事很難用言語細說,「就是真誠吧⋯⋯我告訴孩子,我們都是人,無法做到非常完美,但遇到事情,可以一起面對。」

在訪視中也學會療癒自己

黃雅祺,是在921第4年加入陪伴失依兒的行列。對她來說,這份直面生離死別的工作,同時也在療癒她自己。

讀大學時姊姊意外去世,對她造成極大衝擊。她害怕死亡,也害怕離別,但這是每個人一生迴避不了的功課,於是她選擇到這群孩子身邊,陪著他們一起直視。

某天她與一位讀大學的失依兒個案初次碰面,同事交接時,告訴她那位女孩已相當穩定自主,沒想到女孩一上車就落淚,原來剛和男友分手。生命中每個磕絆,都連結到失親傷口,女孩嗚噎地問黃雅祺,爸媽拋下她,男友不要她,她對世界好失望,活著有什麼意義?

孩子拋來的生命大哉問,共振她心裡的惶惑。最後,她與女孩坐在車子裡,一起放聲大哭。

不急著解決問題,只是共享悲傷

「我沒有力氣跟孩子說我們可以怎樣,我們只是共享悲傷而已。」

聊起這段,黃雅祺的眼裡有淚。大哭之後,看似什麼問題也沒解決,但兩人的距離一下子靠得很近。後來兩人一起分享喜歡的音樂,女孩去環島時則寄明信片給她,很多年後,女孩結婚了,她應邀出席婚禮。

134位失依兒,今年平均年齡30歲,除了處在生活轉銜階段的4位,都已都從兒盟結案。兒盟剛辦完每年一度的失依兒聚會,這幾年愈來愈多孩子帶他們的另一半或下一代來參加,黃雅祺希望兒盟能逐漸從主導者轉為被邀請者,由孩子邀請社工參與他們的生活。

失依兒的眼淚,也讓兒盟看見允許悲傷、對失落有所準備的重要。兒盟從2012年起走進中部國小進行生命教育課程,藉由失去練習,讓孩子珍惜擁有,明白身邊有哪些支持資源。

野戰張老師
梁培勇/遊戲治療專家/督導921台中輔導員團隊

現為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的梁培勇,研究室裡有許多失依兒的繪畫、小禮物、喜帖。(攝影/曹馥年)
現為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的梁培勇,研究室裡有許多失依兒的繪畫、小禮物、喜帖。(攝影/曹馥年)

921當下,台灣的心理學界、醫界也全數動員。

「大家非常主動,台大成立心理復健小組,國內好幾個心理系也都來了,」台大心理系名譽教授、921災後心理復健小組召集人吳英璋回憶,當時大家兵分二路,一部分翻譯國外文獻,製作成人與兒童心理急救的衛教單張,他則與心理衛生團隊前往災區。

台中縣死傷最慘重,也留下最多失依兒,對這群孩子的追蹤輔導,吳英璋想起他教過的台灣大學心理所博班學生、時任中原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的梁培勇。梁培勇是第一批街頭張老師,常在遊樂場等地尋找需協助的青少年。年輕氣盛的孩子最討厭別人說教,不過梁培勇是遊戲機高手,一贏人家就聽他的。「我都說這是野戰經驗。能這樣照顧孩子的,全台灣找不到第二個。」

地震後一週,梁培勇在豐原消防隊外,等待吳英璋和台中縣政府開救災分工會議。那場會從下午開到天黑,結束後,吳英璋把他叫過去,說:「勇仔,這些孩子交給你。」

回顧當時,梁培勇垂下眼微笑:「聽到這句話我就認了,認命去做。」這句託付,改變他與許多失依兒的人生。

用遊戲、情境讓孩子開口

台中縣政府清查,扣除被親戚接到外縣市的孩子,留在台中縣的失依兒約40人。梁培勇督導一批台中縣教育局的輔導員團隊,為受驚的孩子心理輔導、長期追蹤失依兒生活。

昔日的遊戲機高手梁培勇,後來成為國內知名的遊戲治療專家,擅於在遊戲情境中帶入治療元素,讓孩子與治療者建立關係,進而自然表達內心情緒與想法。災區學校復學後,他請輔導員背著裝玩具的小背包到學校,若孩子願意就一起玩。

「有時我們就是等一個機會。」輔導員劉貞芳的個案之一,是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兄姊的小六男童,他功課很好,冷靜理智,看似影響不大,卻對921絕口不提。地震隔年的母親節前夕,她和孩子玩一款類似大富翁設計的輔導桌遊,男童抽出一張命運卡,要他說出「我最掛念的事」,這一刻,男童壓抑的悲傷突然潰堤,哭著責怪自己為什麼沒能救出爸媽、哥哥姊姊。在那之後,他終於願意吐露對家人的思念。

失依兒的尋家路崎嶇,有小一男童一年間換過兩個扶養人、一所育幼院,出現說謊、偷竊等偏差行為。最後接手撫養的姑婆教養經驗老道,明白孩子的偏差是在反映內心的傷心委屈,用幽默與愛包容孩子的脾氣與頂嘴,讓孩子回復從前的開朗。

也有孩子原本在家裡排行居次,寄人籬下後成為家裡年齡最長、責任最重的「災後老大」。或是因為驟失父母、兄姊,被迫成為小大人。一位失依女孩剛上國中就在研究六法全書,原來是親戚爭搶她父母的遺產,哥哥災後情緒崩潰,無法成為她的支柱,她只能強迫自己從妹妹成為「長姊」,保護自己的家。

台北、台中兩頭跑,逐戶和扶養人搏感情

失依兒的尋家、和新家庭的磨合之路,是極大的人生功課。(攝影/余志偉)
失依兒的尋家、和新家庭的磨合之路,是極大的人生功課。(攝影/余志偉)

尋家路上極辛苦也不足外人道的一段,是和新家庭成員的重新磨合。

震災後4個月,梁培勇每週2天往返台北、台中,督導輔導員後,就逐戶與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搏感情。他觀察,學齡前的失依兒,容易和新的主要照顧者形成依戀關係,很快就會喊照顧者爸媽。若是國小失依兒進到有年齡相近小孩的監護家庭,從房間重新分配到電視該轉哪台都有得吵,衝突最大。

對父母的思念,讓孩子常將原生家庭與新家拿來比較;有些孩子在地震後產生心理與行為問題,監護人想管教卻又怕被說閒話,不知該如何拿捏;監護家庭中親子、手足的「生態平衡」因新成員來到重新洗牌,容易起摩擦,可能讓失依兒感到「都是我不好」。

這些問題,扶養人起初都不願談。梁培勇說:「大家很客氣,一律說『還好啦我沒問題』,其實心裡都很抗拒,不知道我來幹嘛。要臉皮厚、常常去,坐久就有關係。」

許多兒盟社工,初期則常被扶養人挖苦:「你們年輕人還沒結婚,哪知道怎麼教小孩?」、「就是來看我有沒有打小孩啦!」

一次次的家訪,扶養人開始吐露教養、生活、經濟等困難。梁培勇、輔導員與兒盟社工陪著想方法、給建議,辦活動讓家長交流彼此的教養法寶。追蹤到第5年,有位扶養人不好意思地跟梁培勇說:「我現在才相信,你不是政府派來監督我們的spy(間諜)。」

不為研究,只為掛念:We're Here

梁培勇對失依兒的追蹤持續10年,輔導團早因縣政府改朝換代解散,公部門的計畫經費在災後第5年也沒了,他仍自掏腰包,每個寒暑假都去。

吳英璋曾告訴他,服務孩子的過程,可能會發現能成為研究題材的資料,但切記,服務第一、研究第二。到後來,比起做研究或服務,他更像是去探望掛念的人。

陪伴孩子這麼多年,有研究出對失依兒的處遇模式嗎?梁培勇搖頭,說自己帶過很多研究生做失依兒研究,但要他整理出一套處遇模式,他寫不出來,「因為每個孩子都不一樣,」他加重語氣重複一次:「每一個都不一樣」。

他現在是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的教授,研究室書櫃最明顯處擺著好幾張失依孩子的喜帖、小禮物與畫作。他參加過孩子的畢業典禮、幾場婚禮,擔任過主婚人,許多輔導員也和孩子們保持聯繫。「我們一個輔導員很開心地告訴大家,她輔導的孩子當媽媽了,她升格阿嬤。」

他與輔導員仍和孩子們保持聯絡,若有事想當面聊,或外縣市的孩子來訪,他就請對方吃飯。

「我傳遞的訊息是 "I'm here, we're here",我們不打擾,但要是你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在這裡。」


Yahoo奇摩取得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獨家授權,同步刊登《震變20年—翻轉台灣的921》系列專題。透過20年來,一直在「地震現場」守護的身影:自費追蹤失依兒的「街頭張老師」;孤兒資助者的官員;分分秒秒監測台灣地心的地震團隊。看見921為台灣留下最深的傷痕、也為台灣社會全面改造奠下根基。

【震變20年—翻轉台灣的921】
重建進行式7,300天,大破大立的未竟與傳承之路
震後的台灣災難心理圖譜:支持力愈大、受傷的心愈強韌
美麗成負累、少子化危機,重建地標學校面臨二度圮毀
20年前救災「有熱情、沒組織」,20年後「有專業、沒法源」
台灣能抵抗下一個921了嗎?氣象專家:我們還沒準備好

更多生活相關新聞
外出帶傘 東北風增強 東北部仍有雨
養小孩老了就不孤單? 網曝殘酷真相
吃蔬果脆片減肥 熱量竟比肥豬肉高
脫單給2萬 老闆加碼「2周有薪假」
台中懸日三天 氣象局揭最佳觀賞時間

今日推薦影音

______________

有話想說?歡迎投稿>>>【Yahoo論壇

你可能還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