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侍建宇】帝國一隅、還是族國一角？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下的香港未來

作者為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於香港珠海學院新聞系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獨特性是什麼？從1997年算起，超過20年的實踐後，尤其在過去大半年的政治運動後，是否還能夠被北京政權容忍，或利用，而保存？

香港的「獨特性」論述

香港精英口口聲聲強調香港對中國有著某些「不可取代性」，除了香港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的中國中央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務，其他論述要點大致如下：

第一、「走資」與「走技術」 – 改革開放時期香港金融中心可以作為深圳、以及全中國的外資窗口。港幣與美金掛鉤匯率，更使得香港近二十年，也是中國國企「漂白」成為民企，向全球輻射擴張、投放資金的白手套，甚至被用作某類「洗錢」的基地，或者取得敏感技術與商品的特許地。

第二、國際商業貿易認可的「法治基礎」 – 對於中國來說，可以透過香港的法治基礎，取得國際投資者的信任，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美國的香港政策法也明定香港是一個「非主權實體」。換句話說，儘管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是此地的法治不同於中國境內，營商環境較可信，又有效率。當然，也有灰色地帶，在國際的默契下，香港也可以幫助中國取得某些敏感性的技術與貨品。

第三、訊息與情報交換中心 – 因為中國安全系統並不能完全「控制」香港，全球要理解中國的情資機構，從官方到民間，都可以此作為根據地。而這些香港的獨特性都不是中國任何一個地方能夠代替。

但是，這個情況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有了改變。中國企圖更動全球政經秩序的內涵，理所當然希望香港不再是一個大英帝國遺留下來的中立中介點，更是中國向外突破的「先鋒隊」。

「北京現在需要的」香港獨特性

北京現在需要的香港，不再像過去，是一個被動的事務性空間，不再像是一個「中立國或中立區」，讓各個國際勢力各取所需的予取予求。更可能是一個主動的「代理人」、甚或是「執行者」，幫助中國向外擴張，取得各種有利的資源與訊息。

也因此，北京必須塑造出一個她可以「信賴的」香港；香港在各種政經社的體制上可以不同於中國大陸（內地）境內，但是香港握有權力，各行各業的精英，以致庶民，是否完全心向「祖國」，或說能夠某種程度的「效忠共產黨」，就成為北京的當務之急。

北京願意嘗試任何能夠促進香港社會「效忠」的策略，舉凡過去推動的「兩文三語」、挽救香港經濟的CEPA與開放自由行、近期嘗試卻失敗的「國民教育」、「基本法23條立法」、甚至「政改方案」（也就是現在遙不可及的民主化/真普選）。如果確定某個方法可以讓港人整體增強中國意識，都會去嘗試。當然其中也不排除高壓、武力脅迫、威逼利誘等等，事倍功半的方法，過去大半年香港這樣的經驗可說層出不窮，歷歷在目。

中國族國陰影下的「香港意識」

中國邊疆政治在習近平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後也出現更動，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向前發展，鍛造民族主義巨擎Enest Gellner定義下的「族國nation-state」，讓中國政治體與邊疆相對異質的族群體完全重合，雕鑿出單一的民族文化，從新疆到香港都開始積極的作為。如果不能和平融入，就戮力強制抹去那些既有的、本土的、不同於當代中國紅色主流的各種實質與象徵的差異，再造中華新族國意識。

Gellner主要的兩本著作(1983, 1995)標示出，歐洲從「族群異質帝國」演變到「同質意識族國」的五個階段，儘管不完全適用於現代中國經驗，但是仍有啟發；那就是

第一階段、族群意識與國家政治是無須結合的前族國時期(Baseline)

第二階段、族群「政治」意識興起，並開始固守/衝擊帝國原有疆界，民族獨立與族國再造運動方興未艾(Nationalist irredentism)

第三階段、帝國重塑成族國，抑或是民族分裂/獨立建國成功，同時族國可以不斷分裂再造新族國的循環狀況(National irredentism triumph and self-defeating)

第四階段、族國惡意地剷除異已(Nacht und Nebel)，以求淨化。就像納粹德國清洗猶太人，民族純淨成為要務，不惜手段；從殘忍的大屠殺、強迫移民、到溫和的同化政策一併施用。

第五階段、隨著族國意識成功建立，政經結構穩固(Post-industrial state)，惡意地族國清洗手段衰退。但是民族排外的暴力根源並未消除，隨著新移民與地方政治意識更迭，高壓手段時有所見。

套用在香港的脈絡裡，從香港本土的角度來看，過去大半年似乎出現第二階段的苗頭，最有代表的政治口號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隨著無法推進政治民主化，有了各種政治、法制、文化、社會經驗irredentism的詮釋。「攬炒」更意涵同歸於盡、或浴火重生的革命再造，都清晰地挑動熨燙著中國「族國」敏感的神經。

香港所謂的親中建制精英也在運動中出現分裂。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運動裡，出現盲目「舔共派」vs理性「改革派」。前者被描述成注重維持個人或集團的私利，無論如何都效忠中共統治，後者則強調以維護香港傳統獨特角色，有條件對中國效忠。

儘管因為政制設計，「舔共派」還握有主導香港政治的權力。但是，2019年11月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也等於標誌著「舔共派」精英完全喪失香港社會信任與正當性，香港擁護中共群眾基礎變得變薄，「藍絲」不可依峙。因此「舔共派」也必須更加堅持，更加顢頇地「效忠」北京。

相對地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建置「改革派」當然是叛徒（當然也有陰謀論認為他們是中共安排的第五縱隊，準備隨時接應失勢的「舔共派」，此處不贅），與原有的香港反對勢力「泛民主派」精英都對中國或中共存有二心，想要借用香港「黃絲」年輕群眾民氣，要脅中共。

在現有的香港基本法規範下，建置「改革派」依然期待透過體制進行抗爭，或「提醒」北京，例如他們就積極鼓吹，尋找方法參與香港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這個設計原本是為確保親中商賈的建制勢力），嘗試取得立法會多數席位，迫使北京就範放棄「舔共派」。

建置「改革派」很可能依然誤認中國需要、或想要維持香港過去的「獨特性」。他們忽略中國現在的國力與企圖、以及在國際上的自我期許，其實已經完全不同。中國不需要香港繼續擔任「中立區」，如果可能，北京希望香港扮演「代理人」或「執行者」的角色。

作為中國「族國一角」的香港

建置「改革派」論述香港獨特性的看法或許沒有錯，如果香港不固守法治，不被給予「中立」空間讓國際勢力角逐，香港利基就不再。但是，這很可能不是北京理想中的香港。為了鍛造一個可以信賴、可供驅使的香港，就必須把香港變成中國族國，民族與文化意識必須再淨化，甚至以香港「反殖」大業未竟之名而強壓。

過去中國共產黨政權能夠允許某種程度的邊疆或族群政治多樣性，一方面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關，認為民族發展到極致，才能消亡；再則需要維繫原有大清帝國遺留下來的版圖，不得不進行某種族群政治的妥協，出現各種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編制；另一方面當然與各個邊疆對中國外交與國際實務有著不同的功能，最明顯的就是香港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後，扮演「帝國一隅」，引入外國投資的角色。

時到如今，中國已經進入Gellner的第三階段，嘗試以自己的方式在國際強權環伺下崛起，萬眾一心得族國成為必然。面對香港很可能搬出第四階段的強制同化或清洗策略。原來希冀親中建制派能夠連結香港社會上下層，但是這個希望應該在過去半年已經破滅。在北京的眼中，建置「舔共派」根本不堪用，只謀私利難以被認作是自己人。建置「改革派」只希圖維繫或復興過去榮光，不符中國向外全球發展的實際需要。「泛民主派」很可能根本就是國際敵對勢力的走狗，都需要全力的打擊並抹去。唯一的不同，是打擊先後順序的差別。

在這個理路下，香港眼前各行各業握有權力的精英都將被置換，無分「舔共」、「改革」、「泛民」，讓中共能夠信任的、中華民族的華人精英取而代之，重新建造中國族國下的「新香港（或大灣區，納入珠江三角洲區域規劃之中）」。當香港本土社會想要「復興」之際，北京概念中「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定位，已經從帝國一隅，搖身成為族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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