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戴發奎】不是明君就不要做與明君相同的事

《北史‧柳彧傳》： 「前在趙州，暗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這正是我們台灣目前的政治風氣。

七月底總統蔡英文才在民進黨全代會上告訴黨內全面執政必定腐化的劇本不會成真，不到一星期跨黨派六位前、現任立法委員就因涉嫌介入SOGO經營權之爭遭到檢調搜索，其中4日遭羈押。

我們每個人每天無意之間都在運用金錢繞過公平這件事讓自己得到更好的待遇，比如說到餐廳吃飯多給點小費讓服務生安排到比較好的桌位，到監理站找人代為驗車不僅是省力，結果會比自己親自驗車更加快速。花點小錢讓自己更方便，在我們的社會已經形成一個制度，是清楚明碼標價的市場，公開賄賂是人之常情，民眾不能忍受的是不公開只能由掌握權勢的少數人玩的收與受，那就叫貪污。

為何蔡總統的反貪腐宣導無法上情下達，問題不在法律是否完備，也不是她本人沒有以身作則，問題在於如果不是明君就不要做與明君相同的事，應該要有不一樣的用人方式。

中國歷史上反貪腐歷時之久、措施最嚴、手段最狠、刑罰最厲、殺人最多的皇帝莫過於朱元璋，為此還一手催生《大明律》《大誥》對懲治腐敗做出詳細規定，從貪贓八十貫論絞，大約是貪贓台幣十萬左右就絞死看出其中反貪腐力度。即使是這樣的嚴刑峻罰，朱元璋以身作則的道德標竿，在明朝之際的官場文化中，事實證明是無法治理腐敗，朱元璋到晚年感嘆地說「我欲殺盡天下贓官，奈何朝殺而暮犯」。

道德和法律都不管用，那甚麼才能有效遏止官員貪腐，我們可以從中國千年帝制歷史上的廣陵絕響，大清國唯一沒有貪污的部門大清國總稅務司找到答案。這個由英國人赫德所掌管的部門等於是現在台灣的財政部關務署，由於清廉加上實行應收盡收辦法，在赫德主持總稅務司的1861 至1910 年的五十年間，大清國總稅務司共收了9.1 億兩關稅，同一時期1901年由義和團引發的庚子賠款也才4.5億兩，分成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兩。倘若是沒有清廉的赫德，當時的人民不知要憑添多少苦難。

赫德的方法很簡單，重視用考試的方法搜羅人才，專門人才和迫切需要的高級人員就會不拘一格選人才，看起來和台灣政務官用人的方式一樣，差別在這些高級官員雖不經考試，但選擇、調查程序要做到位，也就是所謂的選賢舉能，這一點說起來簡單，卻是很少有主政者能做到。

若是自己沒有時間或無法做到人盡其才的調查工作，可以仿效武則天的作法，不讓一位宰相(行政院長)做太久。武則天從690年正式登基到705年下台在位15年時間總共任命了七十八位宰相，宰相數量之多，任期時間之短。雖然唐朝的宰相制度是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三品等職位都可以稱宰相，但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頻繁換宰相的結果非但沒有令大唐江山走向衰敗，反而奠定了唐朝之後近半個世紀的盛世局面。

武則天能這樣頻頻換宰相大量消耗人才，從另一個角度看就代表必須是要任用與自己無親疏關係的人才。對比之後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執政後期廢棄這一短期用人政策，一次只任命兩三名宰相，並且在其中挑選一位作為主要的，並允許其任職多年。不是說長期任用就不好，長期任用的條件是必須確認這個人沒問題，就如同唐玄宗早期所任用的姚崇、宋璟 、張九齡等，所謂賢相必伴隨明君，一旦變老變昏聵就必須以短期任用來掣肘，可惜晚年留連於楊貴妃榻前的唐玄宗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公元736年，李林甫拜相，一做就是十九年，朝廷的所有大權逐步旁落於李林甫一人之手，只有逢迎拍馬的人才能生存，才能免於不被迫害或者流放。最後導致755年安史之亂，安史之亂發生的8年期間唐朝人口從5,300萬一下子銳減至1,700萬，唐朝至此走向衰敗。「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就是詩聖杜甫在回憶開元時期的美好時光。

明朝的大清官海瑞和清朝林則徐只是歷史進程滄海一粟，要求官員民代做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是違背人性也不切實際，貪污腐敗它不是一個現象，不是某一個人的道德問題，更和法律是否嚴苛及這個人有沒有鋌而走險的膽子沒有關係，它是一個系統問題，只要在這個系統隔絕出一個局部，你會發現這個局部改善了。

我們從歷史經驗中可以得知賢相總是伴隨著明君，倘若不是明君沒有識人之明，就必須做到內舉避親配合短期任用政策，這樣才可以防貪污舞弊於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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