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15 歲少年「寄養家庭流浪記」：當制度的善意造就孩子更大的不幸
作者：彭孟嫻 Jessica / 海外法律人的生活觀點
加拿大的社福體系，被譽為世上最完善的國家之一。當中對兒童福利／權利的保護，更是如此——但是，再如何完善的社會制度，當中總是會有漏洞。以下所要分享的真實個案，就暴露出因加拿大兒童保護體系的善意，反因當中潛存的體系漏洞，造成當事者不幸的問題。
在故事開始之前，先簡介一下加拿大的諸多兒童保護制度中，相對容易引起爭議的「寄養家庭」制度：（更多加國兒福法規相關資訊，可參考筆者另一篇文章《北美生活不可不知的「安珀警報」──加拿大的悲劇發生後，再沒有人說它「擾民」》）
加拿大的「寄養家庭」制度：
首先，在加拿大（美國亦然），對於兒童保護的重視程度極高。家長若因疏於照顧，造成兒童福祉的損害，很容易遭到檢舉、公訴，甚至因此失去監護權。而政府亦從中央到地方，制定各項規範與設立機構，負責保障境內的未成年兒童，都能受到妥善的照顧：
以加拿大新生兒總數最高的安大略省為例，根據其兒童保護法案《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Act》（CFSA）：安大略省政府即委託獨立機構「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CAS：Children Aid Societies），負責監督、判斷境內兒童是否遭到不當對待；同時在該單位轄下，還在政府每年預算補助下，設立了安置兒童的「寄養家庭」和「集體居住機構」——
兒童保護協會（ＣＡＳ）根據兒童保護法案，專門協助 18 歲以下的「被虐或疏於照護兒童」（abuse or neglect of children）。通常 16 歲以下需要受保護的兒童與青少年，會被安置在協會指定的「寄養家庭」（Foster Home） ; 16 歲以上至 18 歲，則會被安置在「集體居住機構」（Group Home）。
引發許多爭議的問題來了：那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有權「將孩童從父母身邊奪走？」——答案是，當協會社工認定你 / 妳的孩子就是那個「需要被保護的孩子」時。在安大略省大多數的判例中，法院都會採行兒童保護協會的社工證詞，對疑似受虐或疏於照護、以及「高衝突家庭」（後面會談到）的兒童，做出暫時「寄養」的處分。
在這裏也要特別解釋一下：「寄養」（Foster）和「收養 / 領養」（Adoption）不同，後者指的通常是兒童從此進入新的家庭；前者則是有限期的安置，直到原生家庭的問題解決，孩童的福祉能夠確保為止。
理論上，法院和兒童福利機構，之所以會暫時剝奪父母監護權，將孩子送到寄養機構，都是為了孩童權益著想。在大多數情況下，孩童也確實因此有了更安全或穩定的環境。然而在此同時，也同樣有許多孩童因而出現適應困難、甚至遭逢更不幸的處境——下面要討論的案例，就是其中之一：
15 歲的他，開始「寄養家庭」流浪記
衛斯理（化名）是一位現年 17 歲的高中二年級學生，他是一名長樣英俊的白人青少年。衛斯理的父母，在他將滿 15 歲的時候離婚，且因（父母）彼此在離婚過程中出現家暴問題（未對衛斯理進行家暴），因此被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評估為「高衝突家庭」（High Conflict Family）。
衛斯理與他的弟弟，也因此被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安置到寄養家庭中——他從 15 歲至 16 歲，分別居住在不同的寄養家庭（Foster Home）； 16 歲之後，則居住在由兒童保護協會給予執照的「集體居住機構」（Group Home）。
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對於 Foster Home 以及 Group Home 的審查，一般來說是相當嚴格的：以多倫多市所在的安大略省來說，若要成為「會定期獲得預算補助的」寄養家庭（Foster Home），無論在其家長背景、住房條件、職業與收入等方面，都會有相當詳盡的審查。同時，在加拿大的寄養家庭們，也必須在政府、社福機構的社工等督導下運作。
因此，從理論上來說，將「高衝突家庭」的孩子，暫時移置到寄養家庭，應該是很安全的；但偏偏在部份個案上，情況卻恰恰相反，而衛斯理正是這樣的案例之一：
衛斯理的第一次流浪：慘遭寄養家庭毆打
衛斯理和弟弟出生在家境不錯的家庭，住在房價與安全度均高的社區。但他 15 歲時卻被「跨區分發」，其第一個寄養家庭位在相對較貧窮的區域，生活條件亦遠較原生家庭為差。
然而，他在第一個家庭「受苦」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無法忍受生活條件的落差，而是在他的寄養家庭中，兩個年紀大於衛斯理的青少年，一開始就對衛斯理產生敵意、相當不友善；甚至到了後來，經常趁父母不在時，動輒對他拳打腳踢。
好在，加拿大的兒童保護協會，對於安置在寄養家庭的兒童會有「後續探訪」；除此之外根據法規，寄養家庭的孩子若遇到問題，也可以「自行」與兒童保護協會的成員聯絡。
衛斯理是個聰明的孩子，他自己利用上學的下課時間，與兒童保護協會的社工聯繫。兒童保護協會的社工也很盡責，先私下多方了解狀況、協助收集證據後，爭取為衛斯理更換到另一個寄養家庭，之後情形才有改善。
但是，這中間的正式處理過程，按照法定程序，並不能由寄養的孩子和社工「單方面說了算」：兒童保護協除了要派專員專案審查外，並需要試著在被保護的兒童以及寄養家庭之間進行「調解」。這樣的程序自是為了兼顧雙方權益，然而實務上來說，「調解」卻常常讓結果更不好——因為在兒童保護協會的調查、調解進行中時，被寄養的孩子仍然需要住在寄養家庭；裁決出爐、要被分發到新的寄養家庭前，也還需要一段時間。
當時，衛斯理既要面對專員調查，又要繼續與「主張他指控不實」的寄養家庭共同生活—— 15 歲的他心理壓力會有多大，可想而知。
好在，衛斯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由於反應得早、亦有充足證據，最後只在第一個寄養家庭居住幾個月的時間，裁決出爐後很快地被安置到第二個家庭中。
衛斯理的第二次流浪：寄養家庭自身遭逢變故
衛斯理第二個寄養家庭，對他照顧備至，總算慢慢讓魏斯理走出第一個寄養家庭的陰影。可惜好景不常——因為寄養家庭的媽媽不幸羅癌之故，衛斯理的第二個寄養家庭，在衛斯理居住將近一年時，決定不再繼續成為政府委託的寄養家庭。
因此，衛斯理在 15 歲這年，又被安置到第三個寄養家庭裡。
同時間，衛斯理的父母並不是「不要衛斯理了」；相反的，衛斯理的父母儘管彼此無法相處，仍都極為關心自己的孩子。兩人已經離婚並幾乎不相往來，卻在兩個孩子（衛斯理與弟弟）被兒童保護協會安置在「寄養家庭」的當下，就分別聘請律師，要接回衛斯理以及他的弟弟。
在加拿大，若被兒童保護協會評估為「高衝突家庭」，家庭內的未成年兒童，經常會在裁決後立即被送往寄養家庭安置。但通常來說，兒童保護協會也會傾向在「危機解除」後，把孩子放父親或母親身邊——因為，很多所謂的「高衝突家庭」，如果不涉及對孩子本身的肢體家暴，當父母兩人分開後，當中的「衝突指數」就會降低。只要孩子的父親或母親恢復「正常狀態」，兒童保護協會，還是會以孩子親生父、母的照顧為優先考量。
只是，在這個案例中卻暴露出因「夫妻與政府三方爭奪監護權」衍生出的另一個問題：由於雙方父母在兒童保護協會「分別」約談下，都指出對方「不適任」孩子的監護責任；但同時又極力爭取自己對孩子的監護權，要將衛斯理接回照顧；再加上雙方在互爭監護權中的種種相互指控⋯⋯。基於這種種因素，兒童保護協會「認定」在此情況下，孩子的父母「都不適任」，也因此有權繼續將衛斯理安置在寄養家庭中。
衛斯理的第三次流浪：冷漠不聞問，對於孩子來說也是一種「冷暴力」
衛斯理的第三個寄養家庭，在生活方面並未提供足夠的供給——衛斯理是青少年，食量較大，但就他所述，寄養家庭經常以「每人每餐就是這樣」為由，不提供額外的飲食給衛斯理。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衛斯理是因父母經濟條件很好，所以「嬌生慣養」，對於飲食有高標準的期待。但事實上，早熟的衛斯理知道自己的狀況，對於生活中種種改變，總是盡量地忍耐。他平日在學校下課之後自行打工、賺取零用錢，因此還可以自行購買外食。但是，如果這樣的狀況發生在 12 歲以下的小孩，真不知道那些孩子該承受什麼樣的痛苦。事實上，在加拿大確實有部分寄養家庭，有「對寄養孩子照顧不足」的弊端；這樣的事件，也常被媒體揭發。
但真正更嚴重的問題是，衛斯理後來表示，第三個寄養家庭的成員對他並沒有任何不當虐待，但卻「置之不理」，完全當他是隱形人。
衛斯理並沒有因飲食提供不足所需、或寄養家庭的冷漠以待，提出任何抗爭、或要求再次轉換寄養家庭——慶幸的是，他是一個堅強而外向的孩子。在 16 歲來新的學校後，他絕口不提自己的經歷與家庭生活，但與同學之間相處融洽，也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衛斯理表示，自己的心裡雖然痛苦、也很想念父母，但知道這就是自己要面對的現實——寄養家庭對他不好，他就更努力地一直找方法，培養自己獨立生活、不仰賴他人的能力。
在這裡要先強調：在加拿大，相信大部分審核通過成為寄養家庭的成員，都是有愛心、有耐心，也符合資格的。但是，兒童協會就算再嚴密審核，總仍是會有少部分如衛斯理不幸遇到的寄養家庭這樣，本身並不在乎、關懷寄養孩童的福祉，單純是為了向政府收取每個月的補貼費用，而成為寄養家庭的案例。
加拿大的社會福利系統、相關規範，已經堪稱完整周詳，但是，也必然還是會有所疏失——因為，兒童保護協會能審查的，只是寄養家庭的「背景」與「生活條件」，終究無法審查「人心」！
立意甚佳、社工盡職——但是，仍有許多實務上的難處
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面對「高風險家庭」中的兒童，初衷是透過寄養家庭的制度，做到「短期」的安置，最終還是希望讓孩子回歸自己的父母或家人。
但是，只要兒童保護協會或法院認定父母「不適任」，或如前文所述的，父母爭奪監護權時衍生出的種種相互指控和法律訴訟，孩子經常會變成被「長期」安置——更不幸的情況，是如衛斯理這樣，因所託非人和不可抗力，成為所謂的「人球」。
當被寄養的孩子，像這樣在一個接一個不同的寄養家庭中居住，更容易造成孩子的適應困難，和心理創傷。
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的工作，十分繁重：在案件通報兒童保護協會（來源有三： 1.個案自行報理， 2.警方介入通知 3.民事法院轉向安置）之後，兒童保護協會要出動社工訪查兒童父母雙方。這當中更會遇到很多複雜的家庭狀況，甚至有許多兒童保護協會的社工人員都表示，自己曾受到當事人的言語或肢體威脅——對盡職的社工們來說，難免有力有未逮、力不從心的時候。
但也正因如此，這套由政府背書、支援的獨立機構，強制介入保護孩童福祉的制度，儘管立意甚佳，卻仍可能因此衍生出種種問題：包括「強制安置是否必要」、「安置過程與時間長短」、「寄養家庭適任與否」⋯⋯等，都是在加拿大經常因個案引發廣大爭議的話題。
以衛斯理的案例來說，他還有一小兩歲的親弟弟。但也許兒童保護協會有什麼難處，衛斯理竟始終無法與自己的弟弟，住在同一個寄養家庭。衛斯理表示，在第一個寄養家庭至第三個寄養家庭，自己都曾向社工強烈表達過，希望能與自己的弟弟同住。但是，卻都沒有得到回音。
也許是因為「倒霉」連續遇到不適任、或因病無法繼續維持的寄養家庭；也許是因為衛斯理父母與社工之間的溝通問題；又或許是如今加拿大的兒童寄養制度，需要重新針對種種弊病加以檢討
⋯⋯總而言之，在衛斯理從 15 歲到 16 歲，這短短的一年半之間，竟連續換了三個寄養家庭。這不只對他自己而言，是自小就得面對的坎坷流浪記；這期間社工勘查、訪談、登記、移交、寄養收養⋯⋯等，也都是社會成本的付出。
後來怎麼了？——無論父母或政府，我們都可以為孩子做得更多
當衛斯理接近 16 歲的時候，他主動申請至「集體居住機構」（Group Home），好離開第三個寄養家庭。在衛斯理滿 16 歲之後，被分發到全男生的「集體居住機構」。（加拿大 Group Home 有「男、女校」和「男女合校」之不同機構）。
前面提到，衛斯理的父母分別聘請律師爭取拿回監護權的案子，也終於在纏訟兩年後審理定案——目前， 17 歲的衛斯理以及弟弟，已經搬回家中與母親同住。
衛斯理在這兩年多中的青少年時期，經歷了不同寄養家庭、以及群體寄養機構的生活，猶如被迫進行了一場漫長的流浪——因此，他在生活上變得相當堅強、自主；但是，衛斯理也表示，這段時間的顛沛流離，他常常感到寄人籬下的辛酸，也常常怨恨著，為什麼不准他和弟弟住在一起？為什麼不讓他早一點回到自己的母親或父親身邊？
衛斯理接著說，他自己從來沒有想到，父母的婚姻的「高衝突」，會造成他與弟弟被兒童保護協會安置到不同的寄養家庭。對於在不同寄養家庭的生活，他曾經感到相當痛苦與沮喪，心中更經常有一種被遺棄的感受⋯⋯。
再次強調，我寫這篇寄養家庭的真實個案分享，並不是要全盤否定「寄養家庭」制度，更不是要質疑多數寄養家庭們的善良與付出。事實上就我所知，加拿大的「兒童保護協會」與「寄養家庭系統」等制度，已經是各先進國家中數一數二完善的。多數「高風險家庭」的孩子，在被加拿大兒童保護協會安置到寄養家庭後，也都受到寄養家庭良好的照顧。很多孩子遇到有愛心的寄養家庭，甚至可以彌補之前在高衝突家庭所受的傷害。
但是，就如同我在此文開頭所說：「再好的社會體系，總會有漏洞！」在加拿大式社會主義的「社會保護」、「社會福利」機制中，有時候亦會出現「過度保護」孩童的狀況，甚至在如文中所述的少數個案中，讓一些孩子在寄養家庭受到相當的折磨——有少部分的孩子如同衛斯理一樣，遇到不適任的寄養家庭；導致被精神虐待、忽略、甚至還有被寄養家庭成員性侵的案例。
另外，也希望藉由這個案例，呼籲在婚姻或關係中面對衝突的伴侶，無論是要繼續婚姻，還是要協議分手，一定要優先考量到孩子的利益——在高衝突家庭中成長的未成年孩子，大部分在環境所逼下，都很堅強；但內心必然也會有很高的不安全感。請不要讓彼此之間的衝突，造成孩子心理上難以彌補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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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彭孟嫻 Jessica Peng，目前從事法律調停工作（家事法&商業法），同時也是加拿大調停仲裁協會會員。高中時從台灣離鄉背井抵達加拿大就讀高中，大學畢業於加拿大皇后大學經濟學系（Queen’s University: Economics Degree），之後任職德商公司、加拿大皇家銀行。婚後，生完三個小孩，轉換跑道就讀法律，畢業於森尼卡學院：法律顧問 (Seneca College: Paralegal)，約克大學法律調停（York University: Mediation）。因為熱愛寫作，熱忱地以文字創作的方式，與讀者分享人生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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