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PK 2022：為什麼中國更大膽更自信？

（德國之聲中文網）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崛起的中國。當時國際奧委會將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授予時，國際奧委會預測奧運會可以推動中國改善人權，而且中國的領導人們也暗示會在人權問題上做出改進。

北京冬奧會在一周後開幕，新冠疫情已經在全球持續了兩年之久，中國這一次也沒有對改善人權的問題高調做出承諾。奧運會會提醒世人關注到中國的崛起，但也讓人們注意中國對公民自由的漠視。美國在全球率先帶頭對北京冬奧會采取外交抵制。去年12月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稱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鎮壓構成了“種族滅絕”，並呼籲美國政府在聯合國采取行動。

人權組織指控中國政府在新疆大搞強迫勞動、大規模拘禁和酷刑。中國官方則回應說，這些指控都是“世紀謊言”。

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增強，這個國家似乎不再需要像14年前那樣擔心全球的監督。新冠疫情讓中國官方更方便對奧運會采取更多的控制，特別是將來訪的記者隔離在一個防疫“泡泡”中，讓他們與普通的中國人無法接觸。

弗萊堡大學中國問題研究院舒曼（Amanda Shuman）在寫給美聯社的郵件中表示，即便中國政府感到壓力，也比2008年要小得多。“中國政府十分清楚在全球經濟中掌握的優勢可以讓他們為所欲為。”

國際奧委會在決定將第24屆冬奧會主辦權授予北京時幾乎沒有其它選擇可言。當時，挪威和瑞典因為國內政治原因或者主辦成本問題自行退出競逐，而瑞士和德國的公民都投票反對申辦冬奧會。

國際奧委會成員在北京和哈薩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圖之間做出選擇，最終北京以44票比40票勝出，獲得冬奧會主辦權。這讓北京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既舉辦過夏季奧運會、又將舉辦冬季奧運會的城市。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稱將冬奧會主辦權交給北京是一個“安全的選擇”。中國為了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花費了400億美元。

國際奧委會允許中國逃避人權監督。從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始，各城市必須遵守《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然而，中國在2015年被選中時卻沒有受到這些規則的約束。

曾參與鳥巢設計的中國藝術家、異見人士艾未未對美聯社表示：“如果中國再舉辦奧運會，那已經不是2008年時的中國了。”他說：“今天的中國已經更進一步偏離了民主、新聞自由和人權，現實變得更加殘酷。”

2008年，中國官方還同意設立“抗議區”，盡管這些抗議區從未被使用過。奧運會舉辦前一年多，中國還取消了一些報道限制。官方還為記者提供不受審查的暢通網絡。而在2022年的冬奧會就大不相同了。雖然提供互聯網連接，但是記者們被限制在一個嚴密的防疫“泡泡”中。中國主辦方已經對外國運動員發出警告，發表任何違反中國法律的聲明都可能受到懲罰。另外，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報告稱，北京冬奧會官方App“冬奧通”存在嚴重安全隱患，其中包括數據傳輸加密手段不完善，可能導致奧運選手、記者及體育官員成為黑客入侵、隱私洩露及監控行為的對象。還有一些國家的奧組委建議本國運動員和隨行工作人員不要攜帶個人筆記本和手機前往北京參加冬奧會。

國際奧委會可以從冬奧會贊助和轉播權中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它很少在公開場合批評中國奧運會組織方，而在中國奧組委實際上就是中國政府。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奧林匹克之夢》一書的作者徐國琦指出，“雖然習近平2008年擔任北京奧運會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但是真正屬於他自己的是北京冬奧會”。

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高敏(Mary Gallagher)說，美國的民主現況和新冠疫情的肆虐進一步鼓舞了中國。她對美聯社表示：“美國出現的多重失敗激發了中國新的民族主義和信心。”她指出：“中共對信息的嚴格控制使這些變得更加有效，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被注入‘正能量’，同時只報道其它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負面消息。”

北京方面一再表示，奧運會是一場體育盛會，不應對其摻雜政治因素。中國官方稱，向奧運會摻雜政治內容有違《奧林匹克憲章》，而實際上，中國曾在1980年抵制過莫斯科奧運會。

美國萊特州立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羅曼（Laura Luehrmann）對美聯社表示：“體育和政治就是混在一起的。政治是關於有限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最明顯的就是權力和決策，但也包括財政。而體育關系到的是權力和金錢，即便它常常被頌揚為運動成就。”

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車維德（Victor Cha）說，中國批評其它國家將體育政治化，這是“烏鴉落在豬身上——只看到別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他說：“雖然全世界都希望體育不沾染政治，但是正如作家喬治·奧威爾所寫過的：‘體育就是沒有槍炮的戰爭。’”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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