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五一勞動影展:自主工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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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志杰(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

【編按】「2021年五一勞動影展」將於4月23至25日,在「大我新村—OURs步入城市講堂」(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9號2樓)舉行,觀眾免費入場。影展的第一個專題「自主工運三十年」,選映《遠東化纖罷工事件》、《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朝著陽光大步走:中華電信工會的生命紀實》、《金生金世》、《鐵道旁,鐵桶聲》五部影片。本文把這五部影片紀錄的事件,置入台灣自解嚴以來,整體政治、經濟情勢發展,幫助觀眾/讀者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掌握個別影片述說的故事。欲知更多影展資訊,可至影展官網瀏覽、查詢

八〇

戰後的台灣歷經38年餘(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5日)的戒嚴時期,期間台灣的勞動者面臨來自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剝削:政治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參政等權利都被壓抑,民眾需求往往無法得到體制的回應,訴求行動容易遭受鎮壓;經濟上低工資高工時高職災為常態,勞動三權被剝奪,勞工難以取得與資方對等協商的地位。

當我們談到台灣戰後的「自主工運」時,標準的起手式是從1988到89年春天的勞工抗爭風潮開始講起,這一波抗爭風潮,主要表現為爭取積欠加班費、調薪與年終獎金等。如果由組織性的面向來看,這樣的故事開頭尚稱合理,但如果要說此前缺乏勞工抗爭的話,那並不盡然。儘管處於戒嚴體制底下,1960-70年代還是發生過若干勞工抗爭事件,且部分抗爭行動強度甚高,怠工、野貓罷工、圍廠這些在所謂「自主工運」中常見的抗爭手段,甚至是行使暴力的狀況,在戒嚴時代也不是那麼罕見。只是這些行動在戒嚴時期都僅是短期的個別事件,難以長期化與組織化,更別說是相互之間的彼此串聯。

1988到89年春天的勞工抗爭風潮,取得了相當程度的勞動條件提升,亦帶動「自主工會」的興起,不管是在既有的閹雞工會中,自主力量經由改選取得工會主導權,或是在還沒有工會組織的地方,從頭建立工會。當時的工會組織,集中在國公營事業與大型私營製造業,以及鐵路、客運、連結車等陸上運輸業。個別工會勢力逐漸串聯成「工運團體」與工會聯合組織,這就是大家通稱的「自主工運」形成史。而所謂的「自主」,大致也可分別從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來解釋:政治上是指不受長期一黨執政的國民黨「黨國體制」所控制;經濟上是指不依附於雇主的利益,而從勞動者的立場爭取勞動條件的改善。

1988到89年春天的勞工抗爭風潮得以成立,背景是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高度成長、勞動者並沒有分潤到相對果實的剝奪感,以及蔣經國晚年的社會控制減弱,與其去世之後的強人政治空窗期。1980年代興起的,並不僅勞工運動一端,當時各項不同議題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例如環保、婦女、原住民、學生等等,而這些社會運動又與政治民主化運動互為表裡:社會運動的群眾基礎協助「黨外」的政治反對勢力取得公職席次,而政治反對勢力取得公職之後也會多少反饋資源幫贊社會運動。

九〇

「自主工運」興起之後,1990年代的台灣立刻面臨政治與經濟上的轉捩點:政治上李登輝開始站穩腳跟,政權的本土化以及與地方勢力的掛鉤進一步獲得加強;經濟上加工出口的模式遭到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強力挑戰,新的統治政權大步採取自由化的經濟措施,降低對於私人資本的管制、國公營事業民營化,低階的外銷導向產業大量出走,關廠事件頻傳、就業機會緊縮,外籍移工與新移民進入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

「自主工運」的組織基礎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尤其是在國公營事業、紡織業、陸上運輸業與部分電子業,因為高度經濟成長的榮景不再、就業機會緊縮,基層勞動者對於參與提升勞動條件抗爭的主觀意願降低,倒是被逼上梁山的關廠抗爭所在多有。這時期因為國家的經濟自由化措施,服務業先是歷經大幅擴張,卻又囿於總體經濟規模有限而迅速面臨整併或轉型,對應著這樣的情勢,在銀行業與大眾傳播業興起一波工會組織風潮,這是公共服務部門的產職業工會崛起之前,於服務業中較具代表性與群聚性的工會組織。

兩千

進入2000年之後,逐漸在地方上累積執政實力與經驗的民進黨,第一次取得中央政權。政治上個人的公民權與參政權獲得加強,但在議會式民主開始建立之際,群眾運動卻顯得退卻:民進黨對於集體行動開始保持距離,壓抑非其掌控的動員能量;民眾對於街頭上的群眾動員熱情消退,來自政界的資源挹注減少,自主的群眾性社運組織有弱化消亡的趨勢,或者轉型為議題倡議式的NGO團體。

與此同時,經濟上的自由化政策更廣泛地被強化,國家透過政策工具來調節市場的功能與意願大幅降低。越來越不受約束的資本財團,透過累積財富資源來制約政權與政治人物、取得龐大的政策影響力,土地住房價格飆漲、薪資成長有限、貧富差距拉大,派遣等非典型雇用湧現,公部門的約聘雇爭議頻傳,青年勞動破碎化、貧窮化。

一〇

2011年五一,新的勞動三法開始實施,產業別工會正式出台亮相。這十年來新組成不少產業工會,另外也有人選擇利用職業工會的形式,這一波新興的產職業工會,相當比例來自於公共服務部門:醫療、社工、教保、教育,以及航空與軌道交通等大眾運輸。相對於1980-90年代崛起的工運份子,這一波新的組織者顯得年輕,他們直接受到青年勞動破碎化與貧窮化的衝擊,藉由參與青年運動的經驗,他們熟悉議題倡議與媒體操作,善於運用新科技與流行文化元素來帶動青年學生的參與。

從2016到18年,工運團體發起數波反對《勞動基準法》修惡的抗爭運動,這幾波抗爭的形式,主要還是透過集會與遊行對官方施壓的傳統動員,但青年行動者在過程中發起的一些直接行動讓人印象深刻。這些直接行動往往以風格化的文化展演或機動干擾方式呈現,最著名的就是在2017年12月23日下午的主遊行宣布解散之後,於夜間自發形成的為時兩小時無規劃路線「都市漫遊」。

2016到19年間,航空業接連爆發三次大規模罷工行動,這些罷工並非由傳統的企業工會發起,而是新成立的職業工會。這三次撼動社會視聽的罷工之所以能夠發動,不可諱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工會受惠於航空業由少數企業集中壟斷這個特性;相對於此,如醫療、社工與教保等這些公共服務部門,因職場破碎而分散,產職業工會難以採取傳統的群眾動員模式如罷工等作為抗爭手段,反而是利用公共服務部門為達服務品質仍有較高政府監管的特性,透過議會遊說施壓、參與各式官方的諮詢會議表達訴求等,來達到國家介入以反對市場化經營、進而維護勞動權益的效果。

三十年

回顧過去三十年,政治上的個人公民權是獲得加強的,但集體性的諸如集會遊行與結社權利卻仍有諸多限制,議會選舉的活絡將民眾訴求管道從集體行動轉移至公職人物,民眾選出政治人物為其「代言」,政治行動逐漸轉化為個人投票行為,群眾性社運行動與組織集結的難度提高。在以往對抗「黨國體制」的過程中,「自主工運」間或有成立階級政黨、建立勞工自主政治勢力的呼聲,但在共敵國民黨逐漸失勢之後,「自主工運」卻未能凝聚政治公約數,「自主」意識被「認同」與現實利益所取代,各方團體反而是各自尋求與特定政黨合作、各自探索政治出路。此政治上的分散自然表現在社會經濟政策上的弱勢,可以預期類似勞基法修惡的戲碼,未來將持續不定期上演。

當民眾屢屢把「民主」當成台灣的顯著成就時,卻無法掩飾在所謂「民主」的表象之下,勞資關係卻從未解嚴、職場上的威權式管理依舊、勞動者權益缺乏明顯提升、實質勞動條件甚至倒退的事實:政治的壓迫在形式上解除了,經濟的壓迫卻從來沒有間斷。「自主工運」在組織與行動上如何回應這樣的局勢,雖可見若干新的嘗試,卻仍未見明朗前景。

述往事,思來者。謹以此簡短述評回顧過去三十年,並寄託遙望未來的三十年!

【影展資訊】

日期:2021年4月23-25日。

場地:大我新村—OURs步入城市講堂(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三段559號2樓)

門票:

(1)免費入場,現場排隊索票。 (2)每場次放映前30分鐘起,開放索取該場次門票,每人每場次最多限索取2張。 官網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