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間接助力中國崛起？ 德媒和智庫這樣說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看來，與20年前相比，西方的權力已大大衰退。當被《海爾布隆言論報》(Heilbronner Stimme)記者問及9·11事件是否幫助中國變強時，溫克勒回答道：“中國的崛起始於20世紀90年代非自由主義現代化者鄧小平的大時代。9·11事件間接助力了中國的崛起，因為美國當時的反應，特別是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使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喪失了威望。如今，我們再次處在一個多極化的格局中。沒錯，人們不禁要問是否正在出現一個以華盛頓和北京主導的新兩極。與9·11之前不同的是，世界局勢現在的特點是權力中心的多元化。除了美國之外，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也不容忽視。從經濟角度來看，歐盟也是一個權力因素。”

針對中國是否已經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問題，溫克勒在這篇《海爾布隆言論報》發表的采訪中分析：“到目前為止，美國仍然是世界上遙遙領先的第一超級大國。但中國已在幾乎所有領域准備擔當第二個超級大國的角色。與東西方沖突不同的是，中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產生類似於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動員效應。這種效應至少出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以及1945年後的歐洲和亞洲那些擁有強大共產黨的國家裡。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既沒有尋求也沒有找到這樣的盟友。”

提到大國之間的戰爭威脅時，溫克勒指出：“在我看來，爆發戰爭的危險在東海和南海是最大的，特別是在中國與台灣的關系上。對此，與其他情況下一樣，西方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努力，防止北京走對抗性路線。西方內部的對抗，即歐盟和美國之間的對抗，將是致命的。”

“美國相對衰落”

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SWP）恐怖主義問題專家、前總理反恐問題顧問施泰因貝格（Guido Steinberg)也被德國《日報》（TAZ）問到“反恐戰爭是否加速了中國崛起”。他的答案是：“可以這麼說。中國的崛起與阿富汗或伊拉克的事件本身無關，但美國的相對衰落卻與那裡的戰爭及其付出的巨大代價有關。在此期間，美國相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權力政治優勢縮減。到目前為止，雖然這只是一個相對的衰落，但已有三屆美國政府將重視中東和阿富汗的戰略視為錯誤。奧巴馬提出‘亞洲支點’，特朗普認為中國是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拜登政府圈內人士甚至提出新冷戰的說法。”

至於二十年前開始的這場反恐戰爭給世界留下了什麼，施泰因貝格認為：“這二十年將作為西方在世界上的進一步衰落而被載入史冊。反恐戰爭是始於1980年代中期冷戰結束的一個時代的一部分。我們見證了這樣一個時代：尤其美國相信自己不僅可以決定世界政治，還可以決定一些遙遠陌生國度如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換言之，它相信自己可以把世界變得更好。這種錯覺導致美國出現重大的國內和經濟問題，並經歷相對於中國的衰落。這無疑是最重要的結果。除此之外，恐怖組織零散地受到削弱，但整體上卻更加強大。這是因為在更多的國家出現更多的年輕聖戰者，他們對對手構成了威脅，其中也包括中國。”

新冷戰說法不妥？

德國聯邦教育中心（bpb）發表了一篇以“911時代終結：美國外交政策的未來”為題的文章。作者是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高級研究員伯格曼（Max Bergmann）和拉蒙德（James Lamond）。兩名作者在文中坦言：“將21世紀的前20年稱作911時代，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有些荒唐。畢竟這段時間內，還有中國的崛起、網絡和移動通訊爆炸式發展而帶來的科技革命以及一場重大金融危機。”但是，作者筆鋒一轉：“對美國而言，9·11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這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它最終結束了冷戰後美國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可動搖的超級大國的時代。同時，這一天標志著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其特點是由恐懼和沖突主導的政策。”

對於美國是否處於和中國的“新冷戰”的問題，美國進步中心的這兩名研究員寫道，雖然認為我們處於大國新競爭之中的說法合情合理，但是對冷戰的套用不無問題。作者繼續解釋：“尤其是因為外交家肯南（George Kennan ）在20世紀40年代末提出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本身是基於蘇聯將在可預見的未來自行崩潰的假設。而圍繞如今和中國的競爭，人們並沒有類似的幻想。正如沙利文（Jake Sullivan，被拜登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和坎貝爾（Kurt Campbell，印太地區協調員）所概述的目標，應該是’在有利於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條件下，在清晰的戰略思維作用下形成的兩國穩定共存的狀態’。”

“西方沒有做好准備”

德國阿登納基金會（KAS）發表了聯邦內政部高級官員於克（Stefan Uecker）撰寫的題為“9·11——20年反恐戰爭”的長文。針對中國的崛起，於克指出，二十年來（西方的）安全政策一直圍繞著9·11事件是不無後果的：“專注於一種威脅就要付出忽略其他方面的代價。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的回歸雖然不是因為西方的忽視，但是卻是在這期間發生的。西方在新的大國競爭中沒有做好准備。作為自由世界不可缺少的領頭羊，美國現在已經厭倦了干預，內部也出現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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