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T「解密電報」暗藏玄機?

美麗島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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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AIT)31日公布兩件已解密電報,強調「六項保證」始終是美國對台及對中政策的根本要素。(圖取自美國在台協會網頁ait.org.tw)
(圖取自美國在台協會網頁ait.org.tw)

近期有關美國協防臺灣的問題,不僅在臺灣內部,在美國政界及學界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就在這個敏感時刻,「美國在台協會」(AIT)8月31日公布了兩則「解密電報」,其中一則是1982年7月10日,由時任美國國務院次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發給時任美國AIT處長李潔明(James R. Lilley),電報闡述:「美方逐步減少對臺軍售的意願,取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持續承諾。若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敵對侵略的態度,或建立軍事投射能力、導致區域不安全或不穩定,美國將增加對臺軍售。」

另一則電報則是1982年8月17日,由時任美國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發給李潔明,揭示「對臺六項保證」,即「美國未同意設定終止對臺軍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對臺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不會在台北與北京之間擔任斡旋角色、未同意修訂《臺灣關係法》、未改變關於臺灣主權的立場,以及不會對臺施壓並要求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

提「對臺六項保證」和1982年美國與中共簽署「八一七公報」有關。當時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曾在公報中,就對臺軍售問題,對中共做出下列三項重要「承諾」:第一,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第二,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第三,經過一段時間最終得到解決。

雷根立場一向反共親臺,在競選總統期間甚至公開聲稱,要把共產主義「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之中」;未料選後卻在臺灣最關切的軍售問題上,對中共做了最大讓步。因此,提出「對臺六項保證」應是為了降低對臺灣造成的衝擊。雷根究竟做了哪些保證?這些年來曾出現各種版本。例如,在密件公布同時,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也在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主辦的一場視訊研討會中,逐條念了這六項保證,其使用的文字與公布的密件所列不同,因而引發學者質疑,認為其中「語帶玄機」;但可以確定的是,在臺美中三邊關係遽變,而臺海形勢又日趨緊張之際,公布密件事出有因,而且「必有所圖」。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FR)會長哈斯(Richard Haass)與協會研究員塞克斯(David Sacks),9月2日在《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聯名發表文章指出,過去40年來,美國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都不願明確表態,若中共武力犯臺,美國是否出兵護臺;而這種刻意模糊,讓中共不敢輕舉妄動,臺灣也不敢貿然宣布「法理臺獨」。但40年過去了,許多環境因素都發生變化,例如:中共已有能力威脅美國利益與臺灣前途,且北京國防支出已達臺灣的15倍之多。因此,哈斯及塞克斯呼籲美國行政部門應改採「戰略清晰」立場,清楚表明若中共武力犯臺,美將做出回應,兩位作者認為此一政策能降低中共因「錯估」而促發臺海戰爭的風險。

另9月1日,美國國防部送交國會的《2020中國軍力報告》顯示,不僅兩岸軍力嚴重失衡,且中共解放軍可能對臺採取海空封鎖、有限軍力或強制選項、空中及飛彈攻擊、入侵臺灣等4項行動路線。對美國而言,更嚴重的是現在中共在造船、陸基中長程飛彈、防空系統這3方面,已經超前美國。首先,中共現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艦隊,包含350艘戰艦和潛水艇,多於美軍的293艘;其次,中共擁有俄製S-300和S-400地對空飛彈系統,以及中共自製之防空武器;第三,中共擁有1,250枚陸基彈道飛彈(GLBMs)和巡弋飛彈(GLCMs),射程介於500至5,500公里之間,美國目前僅有一種常規陸基彈道飛彈,射程介於70至300公里。

然而,並非所有專家都贊同「戰略清晰」的說法。前美國國防部官員鄧志強(Abraham Denmark)就聲稱,結束美國防衛臺灣承諾的模糊性,並不符合美國及臺灣的利益,他認為,兩岸形勢雖令人擔憂,但還相對穩定;就美方看來,軍力平衡的趨勢不是朝正面發展,但尚未具改變模糊戰略的急迫性。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也認為,「美國還不會綁住自己手腳,應會繼續保留一定模糊空間來確保自己的決定權。」

無論是「戰略清晰」或「戰略模糊」,美國都是以中共為戰略對抗的目標,因此了解中共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共產黨人一向重視戰略與策略。毛澤東有「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句名言,因此,從中共的角度看,所謂「戰略清晰」,就是美國的對中戰略目標;而「戰略模糊」則是因應戰略目標所進行的策略調整。針對AIT的解密舉動,北京重申「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任何人都不能低估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和意志」,這是「戰略上藐視敵人」;另一方面,北京批判「六項保證違背『三個聯合公報』和『一中原則』」,以及民進黨當局所謂「挾洋自重」和「倚美謀獨」,這是「戰術上重視敵人」,即要防止臺美關係升高及美國可能的軍事介入。

中美對抗是一場長期的鬥爭,美國遏制中共的戰略目標日益清晰;但在策略上,美國如何運用臺灣這張牌,仍有相當模糊的討論空間,恐怕要等美國總統大選後,才能進一步釐清。1980年代初期,我在美國進修時,曾目睹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政策的一場大辯論。當時蘇聯是美國頭號對手,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舒爾曼(Marshall D. Shulman)主張「接觸」,而哈佛大學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立場則偏向「圍堵」。兩大門派展開激辯,精彩萬分,也對隨後的美國對蘇政策造成重大影響。

我認為臺灣內部也需要展開一場涉及國安議題的政策大辯論。記得除了當年民進黨內在許信良主席親自參與下,進行過一場「大膽西進」和「強本漸進」的大陸經貿政策辯論外,臺灣就未再出現這樣的盛況。朝野針對國家重大政策的立場,大部分都是「為反對而反對」,結果不知不覺就陷入政黨惡鬥的泥沼當中。這是一件讓人感到萬分遺憾的事情。

【作者 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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