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何展旭】擺盪在人權、倫理與法律的代理孕母

作者為國政基金會司法及法制組召集人

藝人婚變自爆無法懷孕尋求代理孕母失敗，再度引發代理孕母合法化的議論。事實上早在1996年草擬《人工生殖法》時，即已有納入代理孕母合法化之議，然而因爭議過大，2003年完成立法的《人工生殖法》終究未將其納入規範。

甚至2004年行政院衛生署曾舉辦「代理孕母公民共識會議」，並形成「不禁止，但是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之結論，而去年八月衛福部亦已將「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其中增列代孕生殖、代孕者權益保障等，但法案卻仍遭退回。

日前衛福部部長於立法院表示，因涉及倫理等問題，需要社會有高度共識，在爭議仍多、沒有共識的情形下，故目前「沒有時間表」。顯見代理孕母合法化仍有高度爭議，其間又涉及人權、倫理及法律，使得立法更形錯綜複雜。

●代孕合法化保障誰的人權？

目前試管嬰兒、代孕生殖等各種人工生殖技術，就是為解決各種不孕症的醫療科技。對於先天或後天意外喪失子宮功能的女性，實際上與其他病患一樣，都有透過新興醫療技術治療的人權。

我國《人工生殖法》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不孕夫妻、人工生殖子女與捐贈人之權益，維護國民之倫理及健康」。因此，從人民健康權的角度來看，代理孕母若作為治療不孕症的方法，實無排除立法之理。

尤其是人民的生殖權，如果是憲法保障的不成文基本權，對於無法自然受胎的同性婚配偶或單身者，透過代孕醫學技術實踐此項權利，應該受憲法所保障。從而代理孕母若可以滿足人民健康權或是生殖權的實現，立法消極的不作為即有違憲之虞。

然而從第三方借代孕母生子的過程來看，代孕合法化除了委託者權利的考量外，還涉及孕母及子女的權益。不可諱言，除極少數例外，從事代理孕母者多是經濟弱勢，並藉此獲得豐厚報酬，鮮少有人甘冒生產風險無償替他人生子。在此種情形下，孕母出借子宮獲得報酬，即意味著將女人生理機制當作生產機器，極易導致子宮具化及人格物化的危險。

此外，代理孕母的出現，雖不必然即是將兒童當成可任意交易、處理的財產，但至少並未完全衝量子女的權利地位，可能對兒童造成傷害，尤其是在如此複雜的關係之中，這將悖離《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兒童最佳利益」的精神。

更不用說，因為代孕所費不貲，委託者常居經社優勢地位，對於孕母及兒童立於相對弱勢者，極易形成剝削或宰制，藉由金錢交易使其商品化，人性尊嚴遭到侵害。

因此，代孕合法化必須要調合兼顧委託者、孕母及子女三方的利益，畢竟在人權的天秤上人人平等，沒有任何個人可以居於絕對保障的優勢地位。

●現有倫理觀念與法制面臨挑戰

在傳統的倫理觀念下，異性「婚姻關係」及「親子關係」是構築家庭的兩大支柱，透過自然生育，兩者相互牽連形成血緣的共伴效應。親子關係的倫理基礎，在於父母與子女是人所建立的關係，代孕制度有將胎兒及代理孕母物化的疑慮，同時也可能導致親子關係非人化，悖離倫理的基本原則。傳統上母親生育的角色，也將因代理孕母而割裂。

同時在承認「同性婚姻關係」下，若允許同婚者可借精借卵，透過代孕方式取得子女，甚至讓單身者可以跳過「婚姻關係」，藉由相同模式建立親子關係，勢必衝擊固有家庭意義與內涵。

再者，代孕合法化將大幅翻轉現行法律規範，《人工生殖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勢須加以修正。一般所謂「代理孕母」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僅提供子宮的「代孕者」，另一種為提供子宮及卵子的「代孕母」。

前者產出子女的遺傳基因跟委託者一致，與代孕母親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而後者則會有血緣關係。代孕合法化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即是開放的範圍。

從嚴密規範及避免血緣關係紊亂的角度，應該是僅允許「代孕者」的方式，衛福部先前提出的草案，也是如此規劃。然而這只能解決異性婚姻者不孕的問題，對於必須借助「代孕母」求子的同性婚姻者或單身者，仍然摒除在外，是否是一種歧視？將引發違背性別平權的質疑。

又受託者及孕母的資格條件必須從嚴規範，雙方權利義務也必須簽訂契約遵循。然而這個契約究竟該是「有償契約」，還是「無償契約」？如果是「有償契約」，是否會導致代孕制度商品化的質疑，甚至是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的爭議？若是「無償契約」，但卻又規定檢查費、醫療費、工時損失、交通費、保險費、產檢費、懷孕中的營養費、基本生活費等高額費用，豈不是自相矛盾？同樣的問題也將發生在仲介者可否收取報酬的爭議上。

另受託者可否基於維護胎兒利益，而干涉孕母的生活習慣？如果可以，是否造成過度侵害孕母的自由或人格？代孕期間若有中止契約的情形，例如受託者或孕母不願產出子女時，除如何處理胚胎的問題外，雙方的權利義務又應如何釐清？至於仲介、廣告、施術機構的指定等，自然也必須嚴加規範及管理。

此外，現行民法有關生母與子女關係之認定，是以受胎事實為基礎（參照民法第1061條至第1065條）。在允許理孕母的情形下，勢須修正兼採血緣關係。如果更進一步開放「代孕母」方式，由於孕母有受胎事實，與子女又具有血緣關係，如何將其排除，而認定委託者與子女之關係？更增加修法的困難度。

同時也應考慮孕母對子女可否擁有探視權？如若可以，是否會混淆子女對人倫關係的認知，甚至造成法律關係更加複雜？更不用說，還可能引起孕母與受託者爭奪子女的糾紛，法律規範又該如何因應？

人工生殖醫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代理孕母讓以往傳宗接代的困境露出曙光。然而代孕合法化牽涉人權、倫理及法律的複雜糾葛，絕非「保障某方人權」的單向思維得以解決，凝聚共識化解爭議，有賴政府及全民智慧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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