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鳯入閣：如果還有明天，可不可以把明天還給年輕人？

三十五歲的唐鳯入閣成為新政府百日維新時最熱門的話題。她除了是台灣政治史上最年輕的閣員之外，也應該是學歷「最低」的閣員，因為她正式學歷只有國中肄業。


十四歳之後的唐鳯不再進入體制內學校就讀，除了去大學旁聽一些有興趣的課程外，所有電腦知識和語言能力全都靠自學，十六歳就可以靠自己的工作收入維生，三十五歲就退休了。她的入閣引發最多討論的是對「以升學考試為終極目標」的體制敎育的強烈質疑，和體制外實驗教育蓄勢待發即將遍地開花的現象。也許很多人會用「她是天才所以例外」做為反對敎育改革的藉口，但是如果你曾經讀過唐鳯的母親寫的「成長戰爭」，你就相信唐鳯成長的故事正是我們大多數孩子們成長和接受體制內敎育的悲慘故事，和體制抗爭是要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所以我們大多數人只能選擇成為某種程度的共犯結構，包括我自己在內。

雖然十年前唐鳯就表示她已經是一個全新的生命，希望從此以後大家在書寫到她時不要再提到之前的她，但是我實在無法忘懷一個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個畫面：那年我陪著孩子參加高中聯考，我隨身帶著一本李雅卿的「成長戰爭」，竟然發現身邊陪考的家長們也都帶著這本書在閱讀，這是一個多麼悲傷、無奈的畫面：我們讀著一個憂心的母親對台灣教育的控訴，卻仍然無奈又無力的繼續陪伴孩子們接受毫無選擇的惡性競爭。在小學不斷受到各種挫敗、老師體罰、同學欺凌的唐鳯，隨著在德國留學的父親暫時離開台灣，在德國短暫接受完全不一樣的德國小學教育之後，她立志要返回臺灣做敎育改革。當我讀到李雅卿在書中這樣描述時，再也忍不住內心的悲痛而流下了眼淚。在這之前我也曽經為自己的孩子在小學不斷的被老師體罰和同學「合法」霸凌而哭泣，自己的情緒也因為抗議無效被迫轉學後轉為憤怒，之後藉由大量書寫和參加活動，來鞏固自己對於家庭和學校敎育的另類信念。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教育改革」引發最大共鳴的年代，有兩種父母採取了比較積極的行動，一種選擇出走，例如「出走紐西蘭」的作者尹萍，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這樣的教育制度犠牲。另一種選擇在體制之外建立另一種不一樣的學校，李雅卿和她的夥伴們建立了「種籽學院」，成為台灣實驗教育的先驅。台灣體制內的教育改革和體制外的實驗教育像兩條互動很少的平行線，一起向前走了二十年，真實的教育現場更是慘不忍睹。大家不免會問：問題到底出在那裏？除了毫無章法只求迎合學校和民眾的教育政策之外，家長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家長的觀念影響了敎育政策的擬定，世界改變的速度如此快，接受傳統體制內敎育的家長們依舊抱殘守缺，擁護著舊價值，阻礙了孩子們的其他可能和選擇。他們仍然習慣於和別家孩子比較、習慣高學歷、習慣聽信威權、習慣敎訓和指導、習慣用威脅的恐嚇建立孩子的恐懼、相信好成績和成功才是人生唯一價值。他們不習慣聆聽、尊重和信任孩子，因為他們也都是這樣長大的。

最近我們籌辦了一所體制外的台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目標是招收國中畢業生，訓練影視音工作的幕後人才，來報名的人竟然有一半是高中和大專程度的學生。開學前我們先組成了家長會，讓所有家長透過有效率的組織，可以了解並直接參與整個實驗教育的過程。在討論過程中發現，會鼓勵自己孩子進入這樣充滿實驗性和冒險精神的學習環境的家長們，通通都是有過反省和覺悟的大人。其中有些是一路陪伴著孩子走著艱難的「自學之路」的寂寞家長，終於可以放下沈重壓力把孩子交給我們。有些家長眼看孩子在體制內高中非常不適應也非常不快樂，除了出國唸書別無選擇的情況下終於找到另一種可能。也有些孩子國中會考結束，可以就讀別人心目中不錯的高中卻產生了懷疑，説服父母親讓他們嚐試另外一條路。最多的一種是真正想學技術，卻發現在現有的技職體系中仍然強調考試和升大學。高學歷高失業率的殘酷現象，更刺激了家長和學生們重新思考學習之路。

通常我們都習慣恭喜入閣的人，認為做官是人生中可喜可賀的事。但是這次唐鳯入閣，真正要恭喜的反而是能延攬她入閣的新政府。因為不藏私、正直、善良的唐鳯是新世代的真正領袖，她和她所倡導的新觀念代表的是台灣的未來，她接受入閣的邀請，代表新政府又多了一條通往未來的可能。我誠摯的希望唐鳯能協助新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找出一條正確的道路，而不只是提供政府部門數位科技的專業。現代年輕人感嘆他們在台灣看不到未來，如果台灣還有明天，可不可以把明天還給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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