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總該輪到我們了吧？

謹以此文和奮起的年輕世代共勉。

最近走訪一些中學或大學，問起學生們對於未來有什麼想像，大抵上都是比較保守和消極的，似乎只要能求個穩定和溫飽就算幸福了。事實上那些已經畢了業踏進職場的年輕人，恐怕更是被社會殘酷的震撼教育給嚇壊了，甚至被隆隆炮聲給嚇得趴在地上不敢向前衝。有了「鲁蛇」這樣的自嘲，誰敢對著長輩們大喊說：「這個時代，總該輪到我們了吧？」

這句話曾經在我們年輕時代常常想過，或是在各種行動中積極嚐試過，但是把這句話大聲說出來的正是侯孝賢。他說這句話的時機不是剛剛得奬的現在，而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約快四十歳的時候。和同時期的年輕新鋭導演比起來，他可是最早進入這行業從最基層幹起的電影工作者，所以他也最了解這行業的頑強生態。所以當「新電影浪潮」在當時各種舊勢力環伺下所發生的衝突時，他的感受可能最深。

衝突是必然的，在那個美麗島事件之後，戒嚴令尚未解除的威權統治時代，怎麼能夠允許有一些年輕人在國民黨掌控的中央電影公司拍出充滿控訴和批判的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於是上級單位「文化工作會」便展現一場有計劃的鬥爭，鬥爭手法是他們慣用的用民間團體來函檢舉，之後便透過一次由黨國大老們組成的公審團，對這部根據作家黃春明的三篇小說所改編，由侯孝賢、萬仁和曾壯祥所導演、吳念真編劇的電影做出公審。用公審團也是一種假民主真鬥爭，必竟文工會的主任才是擁有決定權的人。

回顧這場原本可能是腥風血雨的大整肅，眼看以總經理和幾個年輕人為首的一干「叛亂份子」，將在公審會之後全部驅離臺灣電影大本營的中央電影公司，沒想到發動大整肅的文化工作會卻遭遇到內、外前所未有的大反撲！在整個社會民心思變所形成的壓力鍋快要爆發前夕，戒嚴令也即將要解除、兩岸即將這開放探親的氣氛下，這樣的國民黨內部鬥爭，反而成了民間的文化界和媒體界強烈介入的狀態，一時各大媒體炮口一致的轟炸文化工作會，連代表官方立場的新聞局也適時表態，挑選這部電影代表臺灣參加德國的曼海姆影展。拜這場愚蠢的鬥爭之賜，最後這部電影在象徵性的剪掉萬仁導演的那一段「蘋果的滋味」幾個違章建築的鏡頭之後，全台隆重登場，在票房上獲得空前的勝利。不過握有實質人事決定權的文化工作會在事件過後，撤換了中影的明總經理，另一場更巧妙的整肅悄悄啓動。

在整個文化界大反撲的過程中有不少鮮為人知的小故事。像是當時任職於工商時報的詹宏志和陳雨航，在我向他們提出求援訊息時,陳雨航的回答很乾脆：「這是大家的事。你們幹得好，我會用整版的版面報導。我正要辭職，臨別紀念也很有意義。」聯合報的記者楊士琪更是率先用頭條新聞的方式定調這是「削蘋果事件」，她採用了一張我寄給她的所有相關工作人員在攝影棚內預先拍攝好的專業照片，人人表情專注而認真，在她憤怒的報導中我們全部都成了威權體制下的受害者。隨著這次事件楊士琪成為「臺灣新電影浪潮」的堅定捍衛者，也和我們成為好朋友。之後她開始投入兩岸三地電影發展的報導，一篇又一篇精彩的分析文章出現在聯合報影劇版，那是電視只有三台，報紙只有三家的媒體控制時代，她尖鋭、批判的文字像一股旋風般鼓舞著好不容易得到的新電影的火種，呵護著搖搖欲熄滅的光和熱。或許就是這樣拼命三郎的工作方式，使楊士琪在某天夜晚氣喘病發，英年早逝。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她走了，她的離開重創了年輕導演們的士氣，於是為了紀念這位台灣新電影的褓母，我們設立了楊士琪電影奬，由王童導演設計一個展翼仰望天空的女人奬座，第一屆得主便是剛剛被撤換掉的明驥總經理，他從侯孝賢、楊德昌、陳坤厚等導演手中接受了這個奬。代表一種敬重和感恩。

在我們自己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在這樣悲傷和不捨的心情下，侯孝賢忽然脫口而出：「這個時代，總該輪到我們了吧？」回想這句話的意思不是利益和地盤的爭奪，更真確的意思是扛起時代所給予我們的機會，負起我們這個世代應該有的責任，那是一種捨我其誰的昂揚志氣。之後，這些年輕電影工作者果然繼續完成了更多更成熟的電影，涓滴成河，掀起真正的大浪潮。而台灣社會也在戒嚴令解除、強人蔣經過過逝之後進入了另一個以野百合運動所展開的狂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