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放經濟下的失序時代

（作者：央廣主筆群）
 
近年來世界上反對現狀的浪潮以不同形式出現。在歐洲，一些以脫離歐盟、反對移民為號召的政黨紛紛竄起。在美國，川普的聲勢如日中天。即使在亞洲，反對更進一步自由貿易化的抗議聲浪未曾少聞，這也給予了俄羅斯的蒲亭、土耳其的艾爾段或者菲律賓的杜特蒂，藉由民族主義趁勢鞏固權力的機會。這些全球性的紛雜現象並非各自獨立，可以說是一種全球經濟政治失序的徵兆。


冷戰過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成為普世價值。197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高度強調自由市場機制、推進國際自由貿易、反對過多的政府干預、利潤與企業競爭力至上，以及鼓勵盡量私有化。然而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在於財富的集中，放任的自由市場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以自由化之名遂行勞動法規鬆綁，導致一般社會階層成為經貿自由化的供品。

在全球經濟體系底下企業移動更為方便，但企業的移動並非根據社會或國家利益，而是追逐企業自身的利益，國家則被要求配合企業利益進行各式「改革」，包括放寬審核法規、調降稅率、提供優惠、放寬環境和勞動標準要求等。隨著國家之間的競逐，被犧牲的永遠都是藍領勞工階層的權益。

根據不同國家的產業結構與政治情況，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產生的負面效益，呈現著不同的面貌。新興國家的崛起，的確讓部分產業從已開發國家轉移出去，中國大陸即是最明顯的例子，在過去30年內超過5億人口脫貧。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則不然，在南歐國家，因缺乏足夠的產業與工作機會，出現大量的青年失業人口，國家則因為過高的福利和政府支出導致債台高築。政治上的效應則更為複雜，究責的因素與對象或有不同，但現有體制的既得利益階層，每每成為責難的首要目標，卻是無法避免。

期望主權國家重拾責任來保護人民，成為反對新自由主義力量的共通點，而非尋求其他國際組織的幫助。傳統上主權國家政府負責照顧人民，因而有責處理經濟與社會的不公正。社會福利制度是常見的手法，在歐洲或是富裕的產油國家都採用此手段，將經濟的果實平均分配給社會。一旦經濟成長分享失序時，人們開始期待國家機器的「正常運作」來糾正過去分配不公或是效率不彰的問題。

在一些國家，這意味著強勢領導人的崛起，而這往往訴諸身份認同政治，又或者藉由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一如20世紀初德國經濟的崩潰，提供希特勒崛起的土壤。今日經濟分配不公，給予土耳其總統艾爾段、印度總理莫迪向強人政治靠攏的機會。當然訴求「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川普也有了逐鹿白宮的機會。

身份認同政治與民族主義在歐洲又因為難民與移民問題更加糾結難解。歐洲因為殖民歷史以及在二戰之後需要大量勞動力，移民一直被視為歐洲經濟成長的推手之一，然而隨著歐洲展開緊縮政策，福利的削減，再加上近兩年大量難民湧入，移民和難民反倒成了阻礙經濟成長與公平分享的代罪羔羊。

儘管全球各地狀況不一，需要思考的方向卻有某種一致性。反思當下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弊端、不應把自由競爭與市場視為萬靈丹。同時透過政策減少財富過度集中，強化勞工權益保障，避免無限制將私人企業的成本轉嫁給社會。

然而從當今的局勢看來，民族主義、排外情緒、反既有菁英的趨勢，將會伴隨著更多的新自由主義進程持續發展，關係也將日益緊張，一如全球化的發展伴隨著在地化，我們將進入一個更不確定的年代，舊的秩序隨著時代慢慢改變，在新的秩序還未建立前，恐將是失序的時代。（本文於中央廣播電臺臺灣觀點節目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