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經新常態是零和遊戲嗎?

職場精力湯

在美國總統川普公佈提名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經濟學教授Peter Navarro作爲他政府新建的第一個組織,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的領頭人。一向以經濟自由主義領袖自居的美國,挑選了一個將向「利用操控貨幣以及非法出口津貼從美國貿易協議獲益的貿易夥伴」徵收懲罰性關稅的人,無疑是極具指標性的。

世界需要更多自由貿易,國際政經環境需要更一致的規管而非更多或者更少,而且缺乏相對應跨國協治及共治的全球化經濟需要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引導,在本欄已經多次提及,不贅。同樣地,全球化造成的社會問題,貧富懸殊以及藉勢而起的激進民族主義在發達國家的風行亦再明顯不過。可是,在政策討論上,這雙困擾著全球未來走向的難題,卻在各國僅僅引起了右派的回響──主張財政緊縮政策中間偏右的新自由主義者,以及對外大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對内强調【小政府,大市場】的極右派。傳統的左派們在失勢之後要麽依然沉醉在天馬行空的經濟願景上,要不,就是將時間浪費在指責黨内或者國外機構上,全然無法給予人民一個更有效,而且可實行的政策想象。

今日困擾著全球經濟的新常態,在於全球化帶來的富饒背後的副作用無法被民主議政系統所減低,而左翼在議政場合繼續缺席的話,必須的分配性政策將繼續被忽視,而最終只會讓極端保護主義者乘著那些無法借全球化改善生活的人們怒火上台,將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合作,以及貿易帶來的基層人口生活質素提升付諸一炬。

歐美左派無法滿足公衆政策要求

回顧今年的兩起「黑天鵝」事件,在英國脫歐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中,左翼都是以局外人身份在一旁觀戰。美國的桑德斯,以至英國不情不願地支持留歐的工黨領袖Corbyn,最後都是正式選戰中的陪襯。先談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桑德斯,他在黨内投票中已經因爲綱領的虛妄而慘敗於現實主義者希拉蕊。正如本欄先前所提及,他的綱領,比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去擴展醫療福利制度和免費化大學教育,以及大幅擴展稅基,將聯邦稅最高收入級別稅率提高到67%(州稅另計)以及重新為資本利得課稅等等──其實都不比川普由衷地無視經濟邏輯的政策有理據。而相比起歐洲右派對於歐債危機後對於緊縮政策推行的一致,英國工黨先有前黨魁文立彬在脫歐公投上含糊其辭導致失去蘇格蘭選票後敗走大選,後有硬派左翼Corbyn上臺,他的不作爲讓英國脫歐的「票倉」發生在工黨重鎮米德蘭(Midlands)以及北英格蘭之餘,他對執政保守黨和歐盟談判上施予的壓力亦令人遺憾地少。

此外,Corbyn誇誇其談的經濟政策亦未有逃脫國有化私營產業,大幅增加公共開支以及抱怨企業逃稅等等的陳腔濫調,對於如何創造容許他願景存在的新型經濟卻付之闕如。Corbyn的態度和上一個將工黨分裂,斷送執政之路的極左派班恩(Tony Benn)路徑一致,他對於歐盟的冷淡和對於國有化產業的迷戀,和班恩在戴卓爾夫人成功的年間堅持的陳舊極左政見比如在冷戰期間脫離北約,歐盟及提出由政府接掌過百個對經濟關鍵的公司等等甚爲相似。現今的工黨已經因爲Corbyn陷入極大的内部撕裂當中,在可見的將來英國都不會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而將會由自由民主黨(Lib-Dem),蘇格蘭民族黨,以及保守黨内的中間派牽制執政的文翠珊内閣。對此,筆者曾經在一個講座上獲得了一位自稱是英國工黨前全國領導層成員的見解,他認爲一切的分裂都是源自全球右翼媒體對於Corbyn這位社會主義者抹黑──即便這個幾近荒謬的指控是有任何真實性,英國左派無法提供一個比緊縮政策更全面,更符合全球化經濟的論述依然是事實。

新常態需要新的反對黨

全球化運動總被許多左翼分子指控為美國單方面輸出經濟霸權的工具,但是它所帶來的普及性生活質素提升是根本性的,尤其是在最貧窮的人群中。當然,社會主義者一般對此都不感冒──他們擁抱的,是他們自己想像裡勞工和資本世界二元的對立,在他們的世界内只有等待被拯救的工人階級和必須打倒的「資本主義」霸權。這正是為什麽左翼政黨逐漸遠離主流政治舞臺的原因。

先不提具有在全球化經濟中獲益能力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日漸走向右傾的政黨一方面是因爲他們認爲自己是受到工業鏈全球化而生計受到威脅,成爲全球性貧富懸殊的受害者;二來他們亦缺乏理解全球經濟外交和大國策略的投資(知識的獲取需要時間和金錢)及興趣,於是他們不理解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得益然後票投削減他們自己福利的極右派自然就理所當然了。在全球化的經濟整合推進的速度大大地超過了政治整合推進速度的今日,單獨國家在全球經濟的浪潮底下無法有效地補底勞工市場,新時代的反對黨理應從跨國協治的角度入手,在超國組織中尋求力量去糾正全球化的弊端。

一個很好的例子,歐盟長久以來對於勞工權益有嚴謹的規管,而歐盟單一市場對於統一勞工法例的需求亦與日俱增,但是在六項主要的歐盟勞工法案中(有關合同就業條件,育嬰假期,工時,以及孕婦,兼職和年輕雇員六項),根據德國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及奧地利維也納高等研究院調查(Gerda FALKNER, Miriam HARTLAPP & Oliver TREIB, 07)15個成員國的回應時發現,有超過一半的法案在被拖延兩年之後方獲得實施之餘,27起(佔案例總數91起三成)在經過拖延之後依然有中等到嚴重的不全。

由於所有歐盟法案都經過各國元首以及歐洲議會的首肯方可以通過然後交與各國實行,跨國管治於是為反對黨打開了一個新的缺口去挑戰執政黨。這種將公共議政「上載」到跨國政治層面,將反對派政綱在區域組織層面聯合起來的方法,必須成爲新左派在創造新政策願景之餘的重心。

傳統的左派必須轉型,中間派選民不會再買兜售過期政治願景政黨的帳。跟上時代,將左派對於工人權益,消費者以及公民福利的維護融和到跨國共治的新範式裡,方可以讓現在已經漸露猙獰的壁壘主義極右派退卻,讓理性議政重蹈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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