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台灣電影的一記長打

中國時報【☉鄭秉泓】 《KANO》是對於台灣歷史一次誠摯的回顧，以及充滿創意的致敬，如果說片中那群「雞尾酒」球員帶著近藤兵太郎重返甲子園，那麼《KANO》無疑將台灣電影帶向了一個未曾抵達的地方。 2014年2月27日，在高雄立德棒球場看完《KANO》，盯著字幕直到最後，現場觀眾開始排隊等著導演、演員簽名。我離開球場，等不及回家，立即找了個安靜的地方，用發抖的手寫了封簡訊，傳給好友Ruby，她是《KANO》的協同編劇。 我跟Ruby說，這部片如果沒有賣到新台幣六億，是台灣人對不起這個團隊。我怕她以為這封簡訊是故意誇大搞笑的恭維，隨即再傳了第二封簡訊，告訴她《KANO》在我心中是比寶萊塢片《榮耀之役》（Lagaan: Once Upon a Time in India）、《衝吧！女曲兵團》（Chak De India）更偉大的電影。我跟Ruby是因為熱愛寶萊塢片而認識的，我記得她除了喜歡電影，尤其是喜歡印度電影，還很喜歡網球，如今她居然寫出了一個把她所愛全部綜合起來的故事，然後還拍成了一部很棒的電影，真是為她感到高興。Ruby回傳簡訊，說真是太大的恭維，有機會希望我能把這些話告訴辛苦的導演與監製。 〉〉雜牌軍躍居主流 「魯蛇╱雜牌軍奮起」（underdog film）早已是主流電影中相當重要的一種類型，往往橫跨運動、音樂、甚至紀錄片領域，成為一種「討好觀眾」的敘事策略，台灣近年賣作片如《海角七號》、《陣頭》等皆可歸入此類。《榮耀之役》和《衝吧！女曲兵團》是本世紀最具指標性的寶萊塢電影之二，它們之所以能名留印度影史，關鍵在於編導提昇了熱血且激勵人心的運動賽事的格局，成為一部抒發國族情懷的史詩。例如《榮耀之役》透過一場雜牌在地球員與英國軍隊的板球對決，回顧了十九世紀大英帝國殖民時期的印度國族意識如何萌芽；《衝吧！女曲兵團》則是藉由一名失意前國手如何帶領女子球隊突破階級、性別及種族偏見爭奪世界盃的經過，重構今日印度的國家認同。《KANO》亦然，這部電影巧妙透過一群從未贏球的球員一路過關斬將挺進甲子園的神奇旅程，來寄寓台灣精神的崛起。 記得是《海角七號》帶領台灣電影奮起後隔年，那時魏德聖正在如火如荼籌備《賽德克．巴萊》，我收到Ruby寄來的word檔劇本，那時片名還是「黃金甲子園」。Ruby說歡迎批評指教。我隨意翻了翻，當下覺得這是一個「很魏德聖」的故事，一群烏合之眾，一艘載滿感傷與遺憾卻又不失樂觀的時代之船，因為沒太多感覺，回信也沒特別說什麼。 〉〉心境彷如菊池寬 後來這個劇本在「優良電影劇本獎」得了個佳作，然後緊接著《賽德克．巴萊》展開拍攝籌備，因為我個人對於《賽德克．巴萊》最終成果略感失望，所以一直對《KANO》持保留態度。去年農曆年，我跟一位在《KANO》劇組工作的朋友約了吃飯，基於好奇，就順道過去高雄捷運青埔站附近的拍片現場探班。一到現場，看見一車車巴士正要把前來支援拍攝的球員們載走，球場上一群人走來走去忙著場佈，而空曠的觀眾席上堆滿因應後製時電腦特效所需的各種註記。朋友跟我說，這裡就是電影中的甲子園，當時我心中是滿滿的疑問。 不過就在2月27日高雄立德棒球場的萬人首映會後，如同片中那位起先對這群雜牌軍心存鄙夷的日本記者（據說此角影射日本大文豪菊池寬，他曾在決賽第二日的《大阪朝日新聞》上寫了觀戰記）最後脫口而出的那句話，我也完完全全成為KANO的袒護者了。我本以為，那極可能是在球場上看電影的經驗太過特殊太興奮所導致，於是故意冷卻了兩週，再進戲院看了第二次的《KANO》，沒想到依舊感動得無以復加。 〉〉悲情辛酸的昇華 電影開始沒多久，看著嘉農隊球員提著行李跑進甲子園慌慌張張的模樣，我邊笑著，不知為何卻濕了眼眶。等故事演到吳明捷在白天眼見心愛的女孩嫁給別人，在夜晚獨自奔跑著流淚，我突然明白了這段注定無望的愛情之於全片的意義。 《KANO》用在木瓜樹根部打釘刺激木瓜樹義無反顧地開花結果，來隱喻嘉農隊奮戰到底的精神，那麼嘉農隊的「釘子」究竟是什麼？是那場擦槍走火的群架？還是那場幾乎沖毀一切（卻也成為重生契機）的大雨？它們都是。不過最最關鍵的，是吳明捷那段注定無望的愛情。那是比他指頭上的傷口，插得更深、也更痛的一根釘子。 於是我想起了《海角七號》的原點，也有一根牢牢扎了半世紀的釘子。當梁文音飾演的年輕小島友子以一身雪白的洋化造型突出於人群中（她的驚鴻一瞥不再只是商業算計之下的噱頭炒作），碼頭上的友子與船上的日本老師相互搜索著彼此，隨著船隻漸漸遠離，碼頭前方偌大的「台灣光復」紅底白字橫幅布條瞬間映入眼簾，對比逐漸渺小的友子身上那襲白衫，再對比兩旁牆上所插滿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中華民國國旗，形成了一股極其「台灣味」的超現實。 台灣過去一個世紀的種種悲情與辛酸，在那個片刻表露無遺，再也無須言語……。 〉〉入了魂自然好看 如果說《海角七號》用一段充滿遺憾的戀情總結了台灣人的鄉愁，那麼《KANO》就是先用一連串的失落與缺陷去對照夢想與美好，再將所有遺憾幻化成為奮發前進的能量。事實上，那根本是個「不盡美好」的年代，但正因為不盡美好，所以故事中的每一個台灣人，才更傾其所能，試圖去創建美好、接近夢想。 《KANO》是比《海角七號》還要簡單的故事，沒有浪費更多心思在其他枝微末節上面，它政治正確，但未流於歌功頌德或主旋律化，因為它懂得「割捨」。每個球員各自的生活背景、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的相關脈絡，在這個故事裡顯然是被刻意簡化的（甚至不去處理球隊中不同種族球員間的可能衝突），我以為那是為了成全永瀨正敏飾演的日籍教練近藤兵太郎這角色在心境上的由「捨」而「得」。捨棄「想著贏」的想法，懷著「不能輸」的信念，而終於得「道」。那是一段幾近宗教受難般的試煉，近藤兵太郎這個角色，相較於《海角七號》的阿嘉或是《賽德克．巴萊》的莫那．魯道，在許多細節的經營上更顯豐沛完滿。所以，《KANO》的好，在於它的集中、聚焦與克制，從頭到尾就講「一球入魂」四個字。入了魂，故事自然動人好看，格局自然就拉出來了。 〉〉藝術的平行時空 至於刻意改動嘉南大圳與嘉義噴水池的完工時間，將之與嘉農隊打入甲子園的時間連結起來，是有其意義的。這不是媚日、也不是居心叵測蓄意竄改歷史，藝術本就是創造「平行時空」最好的媒介，《KANO》將這三個重要時間點拉在一起，並非美化殖民統治，而是為了凸顯片中另一條以北海道札幌商棒球隊主力投手錠者博美的觀點所發展的副線，藉以浪漫化、感傷化片尾那巨大的、無國界的、普世性的永恆失落。 《KANO》的第一個鏡頭，是1944年，一群日本皇軍在基隆搭上火車，而觀眾也隨著錠者博美的回憶重返1931年的甲子園賽事，然後才又隨著從天而降的那顆球穿越時空，倒推回嘉農隊尚未奮起的1929年。對於部份觀眾來說，這條副線或許稍嫌紊亂，讓觀眾產生困惑，究竟自己該隨著嘉農隊的觀點、近藤兵太郎的觀點、還是錠者博美的視角來看這個故事？ 我以為錠者博美在《KANO》的功用，就如同《海角七號》的友子阿嬤。《KANO》的主旨，即是藉由錠者博美探訪嘉農隊練球場這項「儀式」，不著痕跡傳達出來，簡直動人、美妙到了極點。而整部電影的反戰訊息（看似歌詠一片美好，卻又對於死亡與戰爭坦然正視，展開柔性反抗），對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看似溫和卻又一針見血批判，以及一派寬厚的包容，也就在那瞬間，以複雜且細緻的方式建立起來。 〉〉寬容超越的眼界 我從未在任何台灣電影中，看到如此超越性地定義台灣的殖民情懷。魏德聖是個有信仰的人，所以他拍出了《海角七號》與《賽德克．巴萊》；這一次，他把導演筒讓給了曾以《十歲笛娜的願望》、《說好不准哭》連獲金鐘獎最佳編劇、導演獎的馬志翔，而曾經《賽德克．巴萊》反派角色過於臉譜化、部份場面調度與敘事節奏不盡理想、後製倉促所導致的種種視覺缺陷，如今一點一滴化為《KANO》的養分，成全了《KANO》的無懈可擊。 我所謂的「無懈可擊」，並非硬要將《KANO》安上完美兩個字，而是意指，這部懷抱著無比信仰的電影，有著不可思議的強烈氣場與巨大威能。《KANO》是對於台灣歷史一次誠摯的回顧，以及充滿創意的致敬，如果說片中那群「雞尾酒」球員帶著近藤兵太郎重返甲子園，那麼《KANO》無疑將台灣電影帶向了一個未曾抵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