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head躺著也中槍? 抵制以色列運動的美麗與哀愁

慶祝《OK Computer》經典專輯20週年重發行、目前正全球巡演的搖滾樂團Radiohead幾次演唱會上,陸續出現聽眾揮舞紅、黑、白、綠色巴勒斯坦旗,呼籲樂團取消本週三的以色列演出,以「抵制」這一個違反國際法、搶奪鄰土50年並仍持續軍事佔領他人家園的凶手國。

主唱Thom Yorke顯然被惹毛了。2週前蘇格蘭Glasgow的音樂節TRNSMT上,他亮出中指、對拿旗的「去他的某些人(some fucking people)」嗆聲。結果導演Ken Loach也投了一封公開信給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要Thom Yorke正視巴勒斯坦人權、別再執迷不悟。Pink Floyd樂團靈魂人物Roger Waters日前也線上直播,呼籲以「文化杯葛」終結以巴人道危機的迫切性。

這場爭議從春天開始延燒,在「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DS Movement)與巴勒斯坦藝文界人士的促成下,幾位國際知名的文化界大老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請求Radiohead取消7月的以色列演出,以作為對其壓迫巴勒斯坦人權的回應。一段沉默後,《滾石》雜誌6月的訪談挖出了Thom Yorke對這份文件的不滿──「公然潑糞」、「浪費精力」。自此開始,一場是非之辯遂如滾雪球般,愈演愈烈。

網路上湧現不少歌迷心碎的自白。然而Thom York的聲明一貫理直氣壯。他公開留言給Ken Loach:「在一個國家演出,不代表為該政府背書。我們已經在以色列演出超過20年,跨度了不同時期、不同自由度的政權,就像我們在美國的演出一樣。我們並不對Netanyahu(以色列總理)比川普有更高的背書,但我們仍在美國表演。音樂、藝術和學術該是要穿透而非築起邊界,該是要解放而非封閉心靈,該是要重視人性的共通處,以及對話和表達的自由。我希望這樣說夠清楚了,Ken。」

如此鏗鏘有力的聲音,在以色列新興國民女神Gal Gadot與其主演的《神力女超人》沸沸揚揚的負面風波(曾服過以色列國防軍義務役的Gadot,在以軍發動加薩戰爭時表達同情與支持;此片也遭部分國家抵制,譬如曾遭以軍入侵的黎巴嫩政府目前禁演)後,成為以色列一劑新的強心針。

這是Radiohead繼BDS運動12年來第一次到以色列演出。在此刻開演前夕,一場訴求公義的國際抵制,槓上的不只是這樂團25年前尚未揚名四海時、就已在廣播電台中大量播送「Creep」表達愛戴的國家,也是一位自述「無法苟同這種非黑即白對話模式」的個性歌手。

標準不一、過於極端、犧牲自由?

抵制運動曾在不少歷史中,扮演撐起公義之聲的角色。40到90年代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即有AAM(Anti-Apartheid Movement)運動以經濟、文化、體育等各面向進行國際抵制,一步步削弱南非政府對有色人種的殘暴待遇。50年代知名的美國蒙哥馬利(Montgomery)公車讓座事件,也在民眾連續381天反種族歧視的抵制運動後,由高等法院判決公車隔離政策違憲。

即便如此,抵制運動仍受到不少批評,這些批評通常不脫以下原因。其中,「抵制標準不一」是以色列面對聲援巴勒斯坦的BDS運動時,最常使用的抨擊──全世界有那麼多國家在迫害其他的種族,為什麼只抵制我們?無論在以色列報章雜誌裡,或普遍民眾口中,都很容易聽見對於國際媒體、國際人道組織的批評,評其不安好心、為阿拉伯恐怖份子喉舌,甚至指出這是反錫安主義者的陰謀。

2013年取消出席以色列總統會議的霍金,在表明為巴勒斯坦問題因素後,就受到此類批評,畢竟霍金出席過的其他國家會議、包含自己家鄉英國,並非全沒釀過人道問題。霍金、Ken Loach等國際要角,縱使都曾個性地婉拒過大英帝國勳章、不畏公開表態立場,在取消前往以色列重要行程以行抵制時,仍引起不少譏諷,抨擊其標準令人費解。

於此,便可想像,其他國際人士在一言一行都受到放大下,均衡比較的難處,加上各自有不同的成本考量、損益評估,最終將做出參與或不參與抵制行動的不同決定。

另一種批評,聲稱抵制運動過於極端,甚至鼓勵了以暴制暴的手段,阻斷了對話的空間。這也是Thom Yorke的主張之一,他表示讓自己很不爽的,是Roger Waters等老友本可私下找他商量,卻讓議題浮上檯面遭受公評。雖然隨後Roger Waters否認Thom Yorke說法,強調自己數月來多次試圖聯繫,卻不被理睬。

這場羅生門外,Thom Yorke更舉樂團成員Jonny──娶了阿拉伯裔以色列妻子的吉他手──為例,抨擊群眾講得像是他們對以巴問題一無所知般,根本嚴重冒犯。作為音樂人,他重申音樂本可無遠弗屆,抵制運動及各種唇槍舌戰的力氣應該用在更正向的地方。

此外,抵制運動常遭受的一個批評,也是其對於自由權益的戕害,大過於實質上能對抵制目標造成的影響。舉以巴問題為例,一種批評指出,以色列政府、軍人、財團等永遠有能力繞道而行,用各種方法洗白(whitewash);抵制運動不但無法掐住以色列命脈,反而犧牲了許多人的自由,譬如想聽演唱會的民眾、想表演的樂團、Sodastream等遭抵制的財團關廠後被解雇的員工……等。

上個月熱鬧沸騰的以色列LGBT「驕傲遊行(Pride Parade)」、電影節裡,許多國際電影人響應BDS運動,將作品及活動抽出這場國際盛事,就是為了抵制以色列在看似先進、民主的國家形象包裝下,粉飾(pinkwash)其軍事占領他國的殘酷事實。然而批評者指出,這些舉動犧牲了關注性別議題者的權益。

這些皆是抵制運動面臨的難題。參與抵制運動與否,不必然因為站在符合公義或普世價值觀(這些定義亦是流動的)的一方,就代表會受到掌聲。抵制運動的使用,也不必然代表其站在進步或保守的一方。

抵制運動的理想性

抵制運動的特殊之處,在於其相信一股由下而上的自發性力量,對小蝦米力抗大鯨魚的模式抱有理想性。抵制的目標,通常是已握既得利益、佔上風的權力機器。

從上一世紀令人心痛的南非,到這一世紀諸多仍處於水深火熱的國家,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裡,或許人們可以找到更巨大、更佔上風的權力機器對抗之,然而當反覆輪迴的強國政治裡出現更多的破敗,國際法也缺乏足夠約束力、無法給予更高信心之際,人們自然將希望轉向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

這一股柔軟力量的目的,通常是喚起良知、重挫掌權得勢者的道德形象。這與直接上行下效、透過強制力的手腕(例如黎巴嫩當局封鎖《神力女超人》)略有不同,更為嚴峻且需要耐心,才能夠在時間的長河裡獲得認同、拉進更多的盟友,達到成效。

霍金、U2、Elvis Costello都擁有各自認同的群體,他們曾斷然拒絕前往以色列,對許多人投下一顆顆震撼彈。已故藝評人約翰伯格、導演Mike Leigh、在納粹魔爪下倖存的Stephane Hessel等,在長年見證巴勒斯坦人所受的壓迫後選擇表態、與他們站在一起的決定,自然也是如雷貫耳。

許多人認為抵制運動終將失敗(就像一個品牌企業形象再怎麼差,仍會有些人為其入股或效力),真正透過強國或國際聯盟,對目標進行制裁、杯葛、禁運、封鎖、不承認(non-recognition)等政策才有實質效用。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許多產生實質效用的政治決策背後,也是先有公眾的聲音及觀感,才一步步促成當權者重視並納入政治議程、決策。抵制運動所針對的形象戰,就是影響公眾觀感的關鍵之一。

舉例而言,FIFA(國際足球總會)曾禁止種族隔離的南非、戰爭分裂的南斯拉夫等地參賽,亦阻止俄羅斯將克里米亞納入國內聯賽。這些決策背後,無可忽視公眾聲音的推波助瀾。在這例子裡,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雙軌並行,相輔相成,以體育的力量撼動了政治,迫使不同政府正視人權議題。

自由的槓桿

這次事件不只是Radiohead與文化界大老的紛爭,倘若將巴勒斯坦人數十年來失去家園、犧牲性命、流亡四海的命運擺在音樂之前,全球熱愛藝術文化的人們,一旦感受到參不參與抵制運動都將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力量,恐怕在心靈上都難以自外。不過,這樣的重擔,是不是藝文工作者在純粹的創作自由外,必然承擔的沉重義務,也始終不乏辯論的空間。

無可否認,自由是任何創作者最珍貴的價值之一,包含言論的自由、行為的自由,甚至損益評估的自由。於此,Thom York被捲入一場道德論辯之戰,或許令人同情。然而,文化產業終究脫離不了政治性的左右。作為公眾角色,Thom Yorke倘若知道,人們需要的或許不一定是拒絕開演,而是一個能夠清楚撼動以色列的聲音,一如過往曾為圖博(西藏)、土耳其之春等民眾發聲的他,而非此刻令人失望的緘默與反唇相譏……不知他在以巴問題上,將會如何回應?

曾作為這世紀代表自由、前衛最具指標的風景之一,一個充滿個性的樂團牢牢守著對藝術自由、以及以音樂穿透國界的理想性;同時紮紮實實地槓上的,也是另一端數十年未曾真正擁有政治自由的人們,對於突破囚牢的理想性。

一種堅持槓上一種渴望,一端自由槓上另一端的沒有自由,作為本世紀兩種極端風景,一道難題該如何槓桿?在以巴衝突撥雲見日或更加黑暗前,愈來愈多的國際人士都將面臨這樣的難題。

而我們也正透過不同的想像,量度此刻的決定,將在未來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作者:廖芸婕

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政大新聞系畢,前蘋果日報、報導者記者。跨國作品中,特關注自由、邊緣、理解、誤解、衝突、溝通、話語權角力,及對家園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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