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中國是個失敗國家嗎？

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有些國家貧窮？為什麼有的國家的公民活得自由而有尊嚴，有的國家的公民卻如同現代奴隸般不得自由？為什麼有些國家輕而易舉地走上成功之路，有些國家卻不斷遭遇挫折甚至被滯留在失敗的陰影中？一個人的貧富成敗，可能源於若干個體性的、難以複製的因素；而帶來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繁榮富裕、成功幸福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富裕、成功的社會或國家能一直持續下去嗎？為什麼有的社會或國家的富強宛如曇花一現，有的國家和社會的富強卻能維持數百年之久？

為了回答這一系列問題，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了《國家為何失敗》一書。這兩位在各自領域享有頂級地位的學者，宛如黃金搭檔，相得益彰，他們以全球史為素材，運用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政治學洞見，全面檢視歐美亞非等地的歷史發展，對「國家何以失敗」這個困擾國家治理者和普通大眾的問題提出了簡潔有力的理論解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讚揚說：「作者以說服力十足的方式闡明，國家只有在具備適當的經濟制度時才能擺脫貧困，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財產制度與競爭。更具獨創性的是，他們認為當國家擁有開放的多元政治體系，可競爭政治公職、選舉權普及，同時新政治領袖有機會崛起時，才比較可能發展出適宜的制度。他們重大貢獻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緊密關聯性，這種關聯性顯現在他們對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一項重大問題極為有力的研究中。」該書被稱為「國敗論」，與亞當·斯密的經典之作《國富論》併列，可見學界之器重。

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與其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一個小鎮，一堵圍墻，兩種命運

本書以一個名為諾加雷斯布的小鎮的故事作為開頭：小鎮被一堵墻分成兩半，兩邊的居民，一邊宛如生活在天堂，一邊宛如生活在地獄。墻這邊的居民，享受免費的公立中小學教育，擁有聯邦政府的健康保險，以及良好的治安，高速公路、電力、電話、網路及汙水處理系統等現代生活的種種便利，他們將這一切視之為理所當然，他們也可以投票選舉從總統到鎮長的各級公職人員；墻那邊的居民，收入只有另一邊的三分之一，許多青少年沒有完成基礎教育，治安混亂，毒品泛濫，雖然有形式上的選舉，但人們視賄選為家常便飯，官員們個個都是刮地三尺的貪官，沒有人願意來投資，也就沒有更多工作機會提供給年輕人。

一個小鎮的兩邊，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就地理環境和居民族裔等外部條件來看，兩邊相差無幾，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這堵墻不是一道普通的圍墻，而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國境線。墻的這邊是美國，墻的那邊是墨西哥，兩邊的居民生活在一個由不同制度塑造的不同世界。這就是原因之所在。但是，人們還要繼續往下追問：為什麼美國的制度比墨西哥的制度優越呢？

兩位作者由此梳理了北美與南美近代以來不同的發展路徑，發現兩者內在的差異：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這就是作者所說的「廣納型制度」，這樣的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即作者所說的「榨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整體社會進步。在北美，政治革命成功地為廣納型制度及漸進的制度改革鋪路，同是也顯著強化了廣納型政治制度。與之相反，在南美各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離開後，本土的菁英階層壟斷政治權力，進而壟斷經濟利益，並建立起一套榨取型的政治經濟模式，於是出現了普遍的貧困和社會的衰敗。北美與南美的差異，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美國和加拿大的居民，很少有人願意移居南美國家；而南美各國的居民，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不惜用偷渡的方式，穿越國境線，到美國成為「非法移民」。

在對這個小鎮作了「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之後，兩位作者接著考察了全球幾十個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演變，由此對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修正：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帶來政治自由，中產階級的出現自然會促進民主體制的發展。這個理論似乎不適用玉今天的中國：中國的經濟包括國際貿易迅速發展，一個腰包鼓鼓的中產階級也出現了，但政治民主化仍遙遙無期。那麽，這個理論本省是否有缺陷呢？本書的兩位作者否定了現代化理論中的「經濟至上論」或「經濟決定論」，他們認為：「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公民有沒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並影響他們他們如何行為。這又反過來決定政治人物是否為人民的代理人，或者能濫用委託他們行使的權力，或他們會不會篡奪權位以聚斂財富、追求個人的目標而危害人民的利益。」當年，克林頓與老布希競選美國總統，領導美國打贏了海灣戰爭的老布希卻意外落敗、未能成功連任。此前並沒有全國知名度的小州州長的克林頓，獲勝的因素之一，是他用一句話抓住當時美國人的心思意念：「笨蛋，問題是經濟，是經濟！」然而，本書的兩位作者反其道而行之，當頭棒喝般地說：「笨蛋，是政治，是政治！」

鄧小平為什麼能創造「中國奇蹟」？

也許有人會向兩位作者提出挑戰：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的中國，鄧小平並未開放政治參與，並未建立廣納型的政治制度，不也創造了長達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奇蹟」嗎？本書中提及的那些負面案例，如剛果、獅子山共和國、索馬裡、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海地、柬埔寨、緬甸、北韓等，當然都是世人公認的「失敗國家」（大概惟有北韓的人民會深信不疑地認定，「只有我們最幸福」）；但是，如果將中國也列入「失敗國家」的行列，不僅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會強烈反對（習近平已經在讓中國的官媒營造中國是最大、最富、最民主的國家的肥皂泡了），許多到過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的中央商務區的國際遊客，恐怕也不會認可這一結論吧——哪有如此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的「失敗國家」？

兩位學者並不否認鄧小平時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他們不認為這一切應當歸功於共產黨政權。他們堅信，繁榮富裕不是設計出來的，中國給鄧小平冠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美名，完全名不副實。而且，如果政治體制沒有跟上，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兩位學者指出：「中國的成長過程是立基於『追趕效應』、輸入外國技術，以及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也可能無以為繼，特別是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準時。」

另外，中國經濟的成長其實得益於對資本主義理論的吸取，而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持，雖然中共的黨章中馬列主義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但中國早已不是一個實行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的國家了：「過去數十年成功的成長經驗全是因為擺脫了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更為廣納性的經濟制度，但因為高度威權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趨勢變得更困難而非更容易。」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除非立即啓動政治改革，正如兩位學者一針見血地論述的那樣：「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廣納性制度讓步，這種成長終將後繼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維持榨取式，成長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這類個案無一例外。」

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所做的事情，無非是羞羞答答地承認「部分普世價值」而已。如果用任教於耶魯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陳志武的話來說，就是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證明了：市場經濟是實現人類解放、增加個人自由、增加個人財富水準的根本出路；如果這個過程出現停滯或者逆運行，整個社會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會出現倒退，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中國的改革經驗恰恰證明，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經濟、政治模式非但沒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國經驗的支持。」在經濟層面，鄧小平沒有辜負毛澤東給他冠以的「走資派」的帽子；而在政治領域，他也確實是毛澤東眼中的絕無妥協的「鋼鐵工廠」。

放眼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史，「中國奇蹟」絕非獨一無二的個案。在極權政治下，經濟在一段時期內獲得高速發展，增速甚至遠遠超過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在歷史上有過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先例。當年，不少學者和作家走訪德國和蘇聯後，讚不絕口，甚至說在那裡發現了人類的未來，結果如何呢？本書的兩位作者將中國與納粹德國和蘇聯放在一起考察，他們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確實比蘇聯來得廣納，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國，共產黨是萬能的，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及絕大部分經濟。中國人民沒有什麽政治自由，也很難參與政治過程。」因此，他們對中國的政治轉型並不樂觀——既得利益集團會拼死反對任何「可能」（其實是「必然」）觸動其「乳酪」的變革。他們如此評估中國的未來說：「要想中國自動或毫無痛苦地轉變成廣納性的政治制度，實在有點緣木求魚。」

中國走不出「第三條道路」─駁朱雲漢的「中國夢」

本書台灣版序言的作者、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特別重視本書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負面評估。他曾出席過艾塞默魯所作的一場名為《中國經濟何處去》的演講，艾塞默魯以一九六零年代很多美國經濟學家預測蘇聯經濟會在一九八零年超越美國的例子開場，破除人們對中國經濟的迷思，對所謂中國式的「競爭」領導機制、隔代指派與共產黨正確經濟政策是造成中國經濟成長的說法，一一加以反駁。

吊詭的是，與林明仁同為台大教授的朱雲漢，卻是台灣島內關於「中國模式」的最積極鼓吹者——台灣滋養出朱雲漢、王曉波、林毅夫之流的「中國控」，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個案。朱雲漢在台大發表過一場題為《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的演講，雖然承認「中共的一黨專政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又為之辯護說，「它的重點在於一黨專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朱雲漢認為，共產黨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的問題。「中共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接班制。這一體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但是，習近平接班以來一系列集權舉措，已然讓此一判斷成為笑柄。

朱雲漢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以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甚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因此，他認為台灣的應對策略應當是：「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和發展經驗，面對中國大陸，要學習以小事大。」所謂「以小事大」，不就是「俯首稱臣」嗎？那樣，中國隨便賞賜台灣一點殘羹冷炙，台灣就能「吃到飽」嗎？

而林明仁從《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得到的啓發，與朱雲漢判若雲泥：對於正朝廣納型制度的良性循環邁進的台灣，要如何避免被吸入中國榨取型制度的惡性循環中？這才是台灣各界必須面對的挑戰。如今，習近平認為「大國崛起」的夢想已觸手可及，甚至相信中國締造出了顛覆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強調市場及貿易自由化的重要，並主張許多低度開發地區唯有制度改革才能達成經濟成長。而北京共識則彰顯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這對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統治者而言，或許更有吸引力，這樣一來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維持甚至強化所掌握的權力，並合理化橫征暴斂。但是，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學習和應用中國模式並取得成功嗎？

況且，中國自己已然走入死胡同，經濟停滯、股市狂瀉、房地產市場蕭條，當局束手無策。既然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已經無法持續，統治的合法性大量流失，當局遂加緊控制資訊的傳播。本書的兩位作者指出，中國目前的榨取式制度極端依賴當局對媒體的控制，在這方面，其精緻複雜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國一名評論家扼要地說：「要維持黨在改革中的領導地位，有三個原則必須把握：黨要控制軍隊；黨要控制黨員；黨要控制新聞。」黨對媒體的控制達到空前的地步，媒體陷入越來越嚴重的「自我審查」之中，「媒體都知道，趙紫陽或劉曉波都碰不得」。沒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自然不會有技術及管理上的創新，也就不可能在當今最重要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競爭中獲勝。對於中國的十三億民眾而言，則面臨更為嚴峻的處境：沒有自由和人權保障，麵包又能存留到幾時呢？

中國九三大閱兵，無人機方隊（美聯社）

顯而易見，中共的獨裁體制毫無朱雲漢所說的正當、有效、平衡可言，否則，中共為什麼每年耗費七千億人民幣的維穩費用呢？強力維穩只能說明中國的政局不穩，以及大部分民眾認為中國的制度不正當、非公義、無效率以及失去了平衡。中國的經濟發展讓占總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民眾進入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的行列，但即便是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也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經濟增長付出的巨大代價——環境毀滅性的破壞，傳統人際關係網絡的崩解，以及道德倫理底線的突破，讓中國人深陷於忿怒、失敗和沮喪感之中。

台灣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封面，是一棟破舊的樓宇轟然倒塌的圖片，這幅圖片立即讓我聯想到二零一五年八月天津港化工原料大爆炸、不計其數的居民喪生的慘劇。作家冉雲飛一言以蔽之，「中國人的一生就是從苟活走向枉死」，這句話說得如此透骨悲涼，卻又無比真切。中國的網絡上還有一首名為《中國人墓誌銘》的小詩如是說：「我們生在中國，/我們葬在中國；/我們所有的不幸，/只有這麼兩個！/躺在裏面的，/再也不必假裝死了；/留在外面的，/還要繼續假裝活著。」這樣的國家，難道還不算是「失敗國家」嗎？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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