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你的司法主權，我的鋼鐵鐐銬

中國資深記者高瑜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被重判七年，這是高瑜第三度入獄。

上世紀八十年代，高瑜是中新社記者，對體制內改革充滿期望，也利用那一短暫的、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發表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新聞報道。六四開槍之後，高瑜因為公開反對大屠殺，而兩次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此後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獨立記者和自由記者。高瑜敏銳和尖銳的分析報道，以及在異議人士群體中的活躍身影，讓中共當局感到如芒在背、並對其恨之入骨。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之後，高瑜在自家陽臺的柵欄上繫上許多黃絲帶，以示紀念和抗議。沒有想到，五年之後，黃絲帶仍然迎風飄舞，繫黃絲帶的人也走進了監獄。

高瑜案震驚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社會。美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瑪麗·哈夫表示：「對這名資深記者的判決是對那些以和平方式質疑中國官方政策和做法的公益律師、網路活動家、記者、宗教領袖等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為的一部分。我們呼籲中國當局立刻釋放高瑜，並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人權承諾。」歐盟發言人表示：「高瑜案突顯了在中國捍衛人權的人士，包括記者、網路博客作者等，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遭受迫害的情況。」

「國際特赦」組織批評說，「高瑜成為當局借此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受害者」。「保護記者委員會」譴責說，這是目前習近平政府無意偏離任何中共專制底線的清晰標誌。「美國筆會中心」發表聲明指出，對高瑜的重判顯示像天安門鎮壓這樣的嚴酷措施依然是習近平的統治手段。國際記者協會、香港記者協會和台灣記者協會也紛紛發表聲明強烈抗議。

死豬不怕開水燙，中共當局以更為強硬的方式回應外界的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回應稱，「中國所有公民都享有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高瑜案件是依法處理，其它國家無法干涉，希望其它國家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旗下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以「高瑜洩國家機密判7年與言論自由無關」為題發表評論說：「中國的保密法不是一個用來描著玩的字帖，有人因為觸犯它而遭了牢獄之災，其中被判重刑的不乏高官。……高瑜沒有任何權利可以特殊，她為境外新聞機構供稿，必須以合法途徑做事。」該評論還抨擊說：「西方一些勢力用『人權』和『言論自由』反覆圍攻中國，證明瞭中西在這個老問題上很難調和。……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西的這種對立將無休無止。」

我忍不住要痛罵這些厚顏無恥的走卒：去你的「司法主權」！「司法主權」居然成了中共當局迫害人權的遮羞布，無恥者無畏，堪稱空前絕後。如果這樣的理由可以成立的話，那麽納粹德國就可以說，屠殺猶太人是我們的司法主權，不容外國干涉；那麽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就可以說，屠殺庫爾德人是我們的司法主權，不容外國干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姿態，是因為背後有習近平撐腰——習近平在還是王儲的時候，就曾在訪問南美的旅途中悍然宣稱，西方不能吃飽了沒事幹，對中國的內政說三道四、指手畫腳！

高瑜僅僅因為透露習近平在黨內的一篇關於「七不講」講話（不准講普世價值、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司法獨立、不准講新聞自由、不准講公民權利、不准講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准講權貴資產階級），就被重判七年，習近平的一句話值一年刑期。如果習近平說的是十不講或十五不講，那麽，年逾七旬、疾病纏身的高瑜是否就要被判處十年或十五年的重刑？高瑜案之後，「七不講」就變成「八不講」了——必須外加一條「不准講七不講」。

（2013年，高瑜在紐約批評習近平「七不講」視頻。（由Wen YunChao上傳）

二零一三年，當新公民運動的發起者許志永被判四年徒刑的時候，許多對習近平心存幻想的改革派和開明派人士爲其辯護說，習近平剛剛上臺，尚未掌握全權，該案或許是周永康推行的維穩體制按照慣性運行的結果。甚至還有人說，這是周永康及其背後的江系勢力故意用打壓民間社會的惡行來抹黑「白紙一張」的習近平。「陰謀論」演繹得頭頭是道，習近平反倒成了一個比許志永還要無辜的受害者。

然而，高瑜案的整個進程，卻是在習近平牢牢集權的背景下展開。周永康及其「餘孽」早已深陷囚籠，根本不可能再出來跟習近平「添亂」。江澤民和胡錦濤兩屆前任，羽翼被折，步步驚心，但求自保，遑論反擊？面對作為「野心皇帝」的習近平，他們也不可能像鄧小平對待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趾高氣揚地垂簾聽政。所以，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必須爲每一個政策、每一個案例負全部的責任。

重判高瑜，毫無疑問就是習近平本人的決策。如果沒有習近平的認可，當局不可能在法院尚未宣判的時候，就以家人的安全爲籌碼逼迫高瑜認罪，並將高瑜認罪的畫面在央視播放。這種文革式的「遊街示眾」、羞辱對手的人格尊嚴，只有在文革中死去活來、並對文革愛恨交織的習近平最為擅長。如果沒有習近平的認可，法院不可能在幾度拖延之後，不顧國際社會的警告，仍然對高瑜判處重刑，而且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霸道專橫，完全無視律師提供的有力證據，一手炮製這一曠世冤案。

高瑜與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等所謂「黨內開明派」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也在這個圈子中獲得不少高層權力鬥爭的消息。然而，此次高瑜被重判，顯示出這個由少數退休高官組成的「黨內開明派」對習近平毫無影響力。他們本人的開明立場固然毋庸置疑，但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可以抗衡獨裁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當政者的「派系」。高瑜案釋放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中國的民間社會除了自行凝聚反對力量之外，再也不能寄希望於黨內出現一個真正的改革派。因為習近平將蘇共末代總書記和改革者戈爾巴喬夫看作千古罪人，他的身邊自然都是一群頑劣僵化的、保江山爲旨歸的「紅二代」。

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的時候，向普京獻媚說：「我跟您很相像！」在如何煉成獨裁者的道路上，這兩個人確實是首尾相隨。普京對批評他的記者毫不留情，甚至不惜採取暗殺手段。俄國著名異見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大量報道車臣地區的狀況，詳細描寫了車臣人遭受的可怕苦難，嚴厲批評俄軍士兵的暴行。２００４年，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英國出版了名為《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的新書，嚴厲批評克格勃出身的普京，稱普京將把俄羅斯帶回蘇聯時期。10月7日，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其位於莫斯科的公寓樓內慘遭槍殺，屍體倒伏在公寓樓內的電梯裡。

與普京相比，熱愛儒家和佛教的習近平顯得溫柔敦厚許多。對待高瑜，只是判刑入獄，還沒有趕盡殺絕。而高瑜的受難，絕非高瑜一個人的受難，鋼鐵鐐銬已然落到每一個中國記者和言論者身上。是奮起抗爭，將獨裁者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還是繼續懷抱幻想、自欺欺人——未來只有這兩種選擇。但願我們珍惜高瑜用她的自由爲我們換來的寶貴資訊，以此以論據作出正確的判斷。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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