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池畔長談──懷一代報人余紀忠

中國時報【☉楊渡】 我想起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的時候，次日早晨，他起來看報，感覺不對勁，就召集了幾個主筆去家裡開會。我們當時都擔心中共會有強烈反應，他也覺得有此可能。但如果太早為文批評，彷彿全天下都未說話，我們先出手，會被人扣上紅帽子。他決定先緩一緩，看美國和中共的態度再說。可是到了下午，他愈想愈不對勁，如果再晚出手，等中共寫出批評文章，我們再怎麼說，都會變成和中共唱和，那就更難說話了。是以此時不能不出手。 「李登輝這個說法，是典型的台獨論，中共會有強烈反應。我們不能不提防他們來真的，想對台灣動武。所以我們必須寫出一篇不同政見的社論，不是為了批評李登輝，而是讓中共知道台灣不是只有一種主張，全台灣還有很多不同政見的人，中共不能因為李登輝的個人政見而對台動武。我們寫這社論，是為了保護台灣，保護全民的福祉。我們要在中共有反應之前，先寫出來。」余先生在電話中，如此明確的指示。 他請黃肇松寫初稿，晚上十點，我們在編輯部會合一起改稿。為了怕一時無法改好，他要我寫一篇有關社會福利的社論作為備份，萬一無法完成，就以此應急。從十時許開始，他一字一句的改。改了再唸，唸了再改，可怎麼看他都不滿意。他的顧慮有好幾個層次：李登輝、中共、美國、老國民黨、本土國民黨、民進黨等等，一旦顧慮到這麼多，一層又一層，文章就非常難寫了。但又不能不寫，於是改了又改。從十點一直改到十二點半，編輯部已經截稿，備份的社論也排好版，他仍兀自坐在編輯部那大大的辦公桌前，低頭慢慢唸稿，一字一字的斟酌。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一點，一點半，編輯部的工作早已結束，打字排版的工人早該上機器印刷了，只等這一篇社論。他仍不動如山，一個字一個句子的思慮。在他的眼中，一個平凡無奇的字，彷彿因為各方的凝視，變成其大如斗，重量逾石。 他是如此專注用心，沒人敢去驚動他。編輯部的人急了，叫我去提醒他，截稿時間已到，拜託，報紙明天要出報，一早就有發報工人在全國各地等候，不能沒報紙發送。可我也不想去說。因為他是一個比我們更老資格的報人，每天晚上都得聽著機器開印才能睡著的報館老闆，難道他會不知道整個流程嗎？他鐵了心要這樣做，天皇老子也動不了。 時間流逝。兩點半，三點，三點半，四點……，此時有些編輯已經先下班，主要幹部坐在辦公室前等候，所有人的眼睛凝視著余先生低頭思考、沉吟唸稿，而終於放棄準時出報的想法。四點半，編輯部的行政組有人建議去買豆漿早餐。而余先生還在看最後一次修改後送上來的清樣。五時許，他改了最後幾個字，望著把稿子拿走的編輯的背影，說：「就這樣吧，我們能做的，就是這樣了。」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