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三十年」：日本曾代表著未來，但它卻陷於過去

在日本，房屋和汽車無異。

你一旦搬進來，你的新家就會相較於你購房時的價格開始貶值，而當你在40年內還清貸款後，它幾乎一文不值。

當我第一次以BBC記者的身份搬到這裏時，這讓我感到困惑——十年過去了，當我凖備離開時，情形依舊如此。

這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這是一個和平、繁榮的國家，擁有世界上最長的預期壽命，最低的謀殺率，鮮有的政治衝突，強大的護照，以及令人讚不絕口的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鐵路網——新幹線。

美國和歐洲曾經對日本這個經濟巨擘的畏懼，就如同它們今天對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的擔憂一樣。但是，世界期待的日本從未到來。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人比美國人富裕，而現在他們的收入卻不及英國人。

幾十年來，日本一直在低迷的經濟中掙扎，並在對變革的強烈抵制和對過去的頑固依戀中躊躇不前。現在，日本的人口正在老齡化和萎縮。

日本陷入了困境。

未來曾屬於這裏

1993年，當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讓我流連的不是銀座和新宿霓虹燈映襯下的街道，也不是原宿女孩們狂野的「109辣妹」時尚。

而是這個國家比我去過的任何亞洲其他地方都要富有。與其他亞洲城市相比，東京是多麼的乾淨而有序。相比之下，香港是一個感官上帶給人衝擊感的城市，它嘈雜而氣味難聞，也充斥著極端的對比——從太平山頂的奢華豪宅到九龍北端「黑暗撒旦作坊」——血汗工廠。

在我學習中文的台北，街道上充斥著二衝程摩托車的聲音，噴出刺鼻的尾氣，使整個城市籠罩在煙霧中，你遠眺時往往只能看到兩個街區。

如果說香港和台北是亞洲喧鬧的青少年，那麼日本就是成熟的成人。是的，東京是一片混凝土叢林，但它是一個精心修剪的叢林。

在東京皇居前，幾家日本企業巨頭的玻璃大廈主宰了該市的天際線，包括三菱、三井、日立和索尼等。從紐約到悉尼，望子成龍的父母都在要求他們的孩子「學習日語」。我曾一度懷疑自己選擇學中文是否是一個錯誤。

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恢復過來，征服了全球製造業。這些錢回流到日本，推動了房地產的繁榮，人們買下了任何他們能買到的東西，甚至是大片的森林。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開玩笑說，東京皇居的土地價格相當於整個加利福尼亞。日本人稱之為「泡沫時代」。

然而，泡沫在1991年破裂了。東京股市崩盤，房地產價格一落千丈。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恢復元氣。

我的一個朋友最近正在洽談購買幾公頃森林的事宜。業主要價每平方米20美元。「我告訴他林地每平方米只值2美元。」我的朋友說。「但他堅持要每平方米20美元，因為那是他在20世紀70年代買下它的價格。」

當你腦海中浮現日本時髦的子彈頭列車，或者豐田（Toyota）「及時化生產」（just-in-time）的流水線製造奇蹟，你可能會認為日本是效率的典範。事實卻並非如此。

相反，官僚主義可能令人恐懼，而大量公共資金被花在了效用可疑的活動上。

去年，我在日本阿爾卑斯的一個小鎮上發現了當地曾令人嘖嘖稱奇的窨井蓋背後的故事。1924年，人們在附近的湖中發現了一種古代大象的骨骼化石，它因而成為小鎮的象徵。幾年前，有人決定把所有的窨井蓋都更換成上面鑄有這頭著名大象形象的新窨井蓋。

這種情況一直在日本各地發生。現在，日本窨井蓋協會（Japan Society for Manhole Covers）聲稱有6000種不同設計的窨井蓋。我理解人們為什麼喜歡這些窨井蓋設計，因為它們是一種藝術品，但每個窨井蓋的售價高達900美元。

這條線索展現了日本是如何最終背負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債務。由於醫療和養老金的壓力，無法退休的老齡化人口也無助於不斷膨脹的賬單。

當我更新日本駕照時，彬彬有禮的工作人員接送我從視力檢測、照相亭到繳費，然後讓我到「28號報告室」報到。這些「安全」講座對於任何在過去五年內有過交通違規行為的人來說都是強制性的。

在報告室，我發現裏面有一群愁眉苦臉的人們，等待著懲罰的開始。一個衣著光鮮的人走了進來並對我們說，「講座」將在10分鐘後開始，並持續兩個小時！

你甚至不需要理解講座內容。大部分時間我都走神了，講座進行到第二個小時時，我的幾名同學都睡著了，我身旁的人完成了一幅相當漂亮的東京塔素描。我無聊地坐在那裏，與牆上的鐘面面相覷。

「這有什麼意義？」回到辦公室後，我問我的日本同事。「這是懲罰，對嗎？」

「不。」她笑著說。「這是一個為退休交警創造就業機會的項目。」

但你在這裏生活的時間越長，即使是令人沮喪的部分也會變得熟悉，甚至可愛。你開始欣賞他們的古怪——比如，加油站會有四個服務員，一邊給你加油，一邊擦拭所有的車窗，最後在你離開時齊聲鞠躬。

日本給人的感覺仍然是日本，而不是美國的複製品，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都為日本人的一切感到興奮，無論是粉雪還是時尚。東京有最一流的餐館；吉卜力工作室製作了世界上最引人入勝的動畫（迪士尼，對不起）；日本流行樂（J-pop）誠然很糟糕，但日本無疑是一個軟實力超級大國。

宅男和特立獨行的人都喜歡日本的美妙怪異。但它也有另類右翼的崇拜者，這些人拒絕移民和希望維持父權制。日本經常被描述為一個成功走向現代卻又沒有拋棄古老傳統的國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認為現代性更多的是一種表象。

當新冠疫情襲來時，日本關閉了邊境。即使是外籍的永久居民也被排除在外。我打電話給日本外務省，詢問為什麼那些在日本生活了幾十年、在日本有家也有生意的外國人，卻被當作遊客對待，對方的回答很直白：「他們都是外國人。」

在被迫對外打開國門150年之後，日本仍對外部世界持懷疑態度，甚至感到恐懼。

外部因素

我記得我曾到訪位於東京灣另一側的房總半島的一個村公所。我去那裏是因為該村莊被列為日本的900個瀕危村莊之一。聚集在村公所裏的老人都憂心忡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們看到年輕人離開城市去工作。在剩下的60人中，只有一個青少年，沒有孩子。

「我們死後，誰來照看我們的墳墓呢？」一位老先生感嘆道。在日本，照顧亡靈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但對我這個來自英格蘭東南部的人來說，這個村莊的衰亡似乎很荒謬。它被風光如畫的稻田和茂密森林覆蓋的山丘所包圍，距離東京不過兩小時車程。

「這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地方，」我對他們說。「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喜歡住在這裏。如果我把我的家人帶到這裏來住，你會怎麼想？」

房間裏的氣氛彷彿凝固了。這些人沉默而尷尬地互相看了看，然後一個人清了清嗓子，帶著擔憂的神情說道：「好吧，你需要學習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可不容易。」

這個村莊正在走向衰亡，但卻沒有比「外來者」入侵更茲事體大。

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年齡在60歲以上，使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最老齡化的國家，僅次於袖珍小國摩納哥。日本錄得的出生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少。到2050年，該國可能會失去其現有人口的五分之一。

然而，它對移民的敵意並沒有動搖。日本人口中僅有3%出生在國外，而英國的這一數字是15%。在歐洲和美國，右翼運動將日本作為種族純潔和社會和諧的光輝典範。

但日本並不像那些仰慕者想象的那麼血統純粹。這裏有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南部的沖繩人、50萬朝鮮族人，還有近100萬中國人。還有父母一方為外國人的日本兒童，包括我自己的三個孩子。

這些擁有雙重文化背景的孩子被稱為"hafu"（譯者注：英語half的諧音，含義類似「混血兒」），這是一個在這兒很常見的貶義詞。他們包括名人和體育偶像，比如網球明星大坂直美。大眾文化將他們視為偶像，認為他們「更漂亮、更有才華」。但被崇拜是一回事，被接受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想看看一個拒絕將移民作為生育率下降解決方案的國家會發生什麼，日本將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這裏的實際工資已經30年沒有增長了。韓國和台灣的收入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日本。

但是變革感覺遙遙無期。部分原因是僵化的等級制度決定了誰掌握著權力的槓桿。

仍然掌權的老人們

「你需要了解日本的運作方式。」一位著名學者告訴我。「1868年，武士交出了他們的劍，剪掉了頭髮，穿上了西裝，走進了霞關（東京市中心政務區）的各大官廳，他們今天還在那裏。」

1868年，由於擔心重蹈中國被西方帝國主義掌控的覆轍，改革派推翻了軍事獨裁的德川幕府，使日本走上了高速工業化的道路。

但眾所周知，明治維新並不是攻佔巴士底獄。這是一場精英政變。即使在1945年的第二次動蕩之後，大家族也倖存了下來。這個以男性為主的統治階層被民族主義和日本的特殊信念所定義。他們不相信日本是戰爭的侵略者，而是受害者。

例如，被刺殺的前首相安倍晉三是一位外相的兒子，也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外孫。而岸信介是戰時軍政府成員，曾被美國人以疑似戰犯逮捕。但他逃過了絞刑，並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幫助創立了自民黨，該黨自那以後成為日本長期的執政黨。

有人開玩笑說日本是一黨制國家。事實並非如此。但我們有理由問，為什麼日本持續選舉一個由有權有勢的精英管理的政黨，其渴望廢除美國施加的和平憲法，但在30年來卻未能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

在最近一次選舉中，我驅車前往東京以西兩小時車程的一條狹窄河谷，那裏是自民黨的地盤。當地經濟依賴水泥生產和水電。在一個小鎮上，我遇到一對正走向投票站的老夫婦。

「我們會投票給自民黨。」丈夫說。「我們信任他們，他們會照顧我們的。」

「我同意我丈夫的看法。」他的妻子說。

這對夫婦指著山谷對面最近完工的隧道和橋樑，他們希望能從東京帶來更多周末遊客。但人們常說，自民黨的支持基礎是由混凝土構成的。這種政治分肥形式的政治是日本很多海岸線被消波塊破壞的原因之一，其河流也被灰色混凝土包圍。保持混凝土攪拌機的運轉不可或缺。

由於人口結構，這些農村陣地現在至關重要。隨著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前往城市工作，其本應減少，但這並未發生。自民黨樂見於此，因為這意味著年齡較大的農村選民更有影響力。

隨著這一代人的逝去，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意味著日本將變得更加自由或開放。

日本年輕人結婚生子的可能性更小，但與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相比，他們會說外語或在海外學習的可能性也更小。只有13%的日本經理是女性，而每10名議員中只有不到1名是女性。

當我採訪東京都首位女知事小池百合子時，我問她，她的政府計劃如何幫助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

「我有兩個女兒，她們很快就要大學畢業了。」我告訴她。「他們是會說兩種語言的日本公民。你會對她們說些什麼來鼓勵她們留下來，在這裏發展事業呢？」

「我會告訴她們，如果我能在這裏能成功，她們也能。」她說。「這就是你的全部想法嗎？」我想。

然而，儘管如此，我還是會想念日本，它激發了我巨大的情感，以及不那麼偶爾的惱怒。

在東京的最後一天，我和一群朋友去了一個年終市集。在一個攤位上，我翻看了幾箱漂亮的舊木工工具。不遠處，一群穿著華麗的絲綢和服的年輕女子站在那裏聊天。

中午時分，我們擠進一家小餐館，吃了一頓有烤鯖魚、生魚片和味增湯的「定食」。美食、舒適的環境以及對我們無微不至的親切的老夫婦——這一切都變得如此熟悉，如此舒適。

在這裏呆了十年之後，我已經習慣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並接受了它不會改變的事實。

是的，我擔心的是未來。日本的未來將為我們其他國家帶來教訓。在人工智能時代，更少的工人可以推動創新，日本年長的農民可能會被智能機器人取代。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可能會回歸自然。

日本是會逐漸變得無關緊要，還是會在有朝一日重塑自我？我的頭腦告訴我，日本要想再次繁榮，就必須擁抱變革。但一想到它會失去使它如此特別的東西，我就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