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民國文人的牽掛

旺報【文╱淳子】 老作家深感屈辱，他真想如老舍，一頭扎進路邊的深水溝，結束生命。可是他沒有，他要回家去看兒子和妻子。 巴金是牛鬼蛇神中受批判的重點。到了奉賢幹校，仍然經常押回上海，在各學校、工廠遊鬥。有時，巴金正在田裡幹活，或是蹲在食堂角落裡吃飯，只要工宣隊和造反派頭頭一聲令下，他就得丟下飯碗，丟下鋤頭。一去就是幾天。 晚上，巴金經常做惡夢，大喊大叫，聲音淒厲，甚至從床上滾落到地上。這是一種深刻的恐懼。 造反派認為做惡夢便是心中有「鬼」，更加逼迫巴金交代。 專政的年代，連作夢的自由也沒有。 不許有夢的夜晚 按規定，幹校學員每月放假4天，可以回家一次。一般是，造反派領導先上車，選了好位置坐定了，再把運回市區的大包小包搬上車，然後是「革命群眾」，最後才是「牛鬼神蛇」。車子往往裝得很滿，「牛鬼神蛇」勉強擠在最後面，一次，一位老作家回家心切，跟在「革命群眾」後面往車上爬，被造反派抓住領子拖下來，嘴裡罵：「我還沒有上車，你倒搶在我前面，要趕死呀！」還惡狠狠宣告要取消他回家的權利。 老作家深感屈辱，他真想如老舍，一頭扎進路邊的深水溝，結束生命。可是他沒有，他要回家去看兒子和妻子。 回程的路一個多小時，他把頭埋在行李堆裡，淚如泉湧。他恨自己為什麼如此軟弱，不敢去死。 俄羅斯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在《死屋手記》裡，記述了苦役犯被強制勞動、集體奴役的痛苦。寫了他們渴望自由，不間斷地逃跑的意志。 1849年12月，已經被押上斷頭台的杜思妥也夫斯基，突然被宣布赦免死刑，改為發配西伯利亞服苦役。從死神手中逃脫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又被投進了「漆黑的地域」。苦役生活使得作家心靈受到極其嚴重的摧殘，但是卻未能蒙蔽作家的雙眼。他細心地研究和觀察囚犯的生活，對囚犯的心理作了獨特觀察和深入描寫，他對離奇怪誕的犯罪事實的記錄，使其蜚聲世界文壇。 這個曾經在死神門前駐足過的囚徒飽受病痛的折磨，終生都在努力工作，以獲取足夠的金錢維持基本的生活。但無論肌體的損傷多麼嚴重──甚至影響他的精神生活和與他人交往的方式；無論金錢對他的擠壓何等殘酷──以致使他採取賭博的方式抗拒壓迫。在艱難的人生之旅，他從未停止過對於正義性的追問。 杜思妥也夫斯基在書中寫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埋葬在這堵獄牆之下了，有多少偉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毀滅在這裡了啊！他們也許是我國人民中最有才華的人。然而，他們那強大的力量卻白白被毀滅掉了，被瘋狂地、非法地、無可挽回地毀滅掉了。這是誰的過錯呢？究竟是誰之罪呢？」 在幹校的、不許有夢的夜晚，巴金也向自己提出了這樣的詰問。 所有努力保持自己內心的正義感和勇氣、在黑暗時代中發出微弱光芒的人，都應當是我們竭力讚揚和效仿的對象。 卡夫卡日記中有一段話，是描述瓦爾特．班雅明的：「任何在活著的時候不能應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隻手擋住籠罩他命運的絕望……但他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在廢墟上看到的一切，因為他與別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總之，雖然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卻是真正的獲救者。」 1978年，巴金開始了《隨想錄》的寫作。他寫了8年。 巴金在《隨想錄》序言中寫到：「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晚年盼尊嚴的走 2005年，我急診住進華東醫院。 晚上11點，院長俞卓偉來探視，進門便道歉：「這樣晚才來，因為先前巴老情況不好，在搶救。奇蹟的是，他的心臟跳動得十分有力。」 我與巴老的病房隔著一條長長的走廊，每天都可以聽到巴老的消息。 李子雲女史每次探望巴金回來，總是唏噓得不得了。李子雲是懂得巴老的，他們在一起相處了幾十年了。巴老已經與生命講和了，可是凡俗世界偏是留住他，不讓走。他無法動彈，無法寫作，後來氣管切開，無法說話，再後來失去意識，把自己的肉身讓渡給了醫生和護士，這是他極其不願意的。他希望自己有尊嚴地、體面地躺在妻子蕭珊的身邊。 在醫院，在法國人設計的建築裡，巴金度過了他最後的十年。 年輕的護士只知道，他是一位寫書的老頭。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