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榮 國家養士變身街頭戰士 背法條、寫法條到衝撞法條

因為抗議大埔事件，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竟遭警方以公共危險罪和妨礙公務逮捕，並移送地檢署，不過早在二○○八年，徐世榮就有被抓上警備車的經驗。

晚間十點左右，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走出士林地檢署，外頭聚集了焦急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以及徐世榮的學生們。「檢察官認為我的行為不構成公共危險和妨礙公務，因此將我請回。」徐世榮用慣有的沉穩聲調向眾人解釋地檢署內的狀況。

國安局指示 警員無奈

回憶起二十三日遭警方強行帶走的情形，徐世榮說，七月十八日苗栗縣政府強拆大埔四戶後，社團發起游擊抗議活動，「二十三日那天，我到衛生福利部揭牌典禮外頭，要抗議中央放任縣府強拆。我很早就到了，就站在衛福部旁，一位國安局的人看到我，指揮警察趕我走。」

「其實警察對我很客氣，一直請我往封鎖線外退去。我不想讓基層員警為難，所以就往外走。」退到封鎖線外的徐世榮，再次遭到員警驅趕，要他往對面馬路退。雖然有些動怒，但徐世榮依然配合警察作業。

等了一陣，徐世榮發現馬英九總統的車隊即將從眼前馬路轉彎離去，他立即往前，高舉雙手並大喊：「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希望能讓馬英九聽見。喊完口號，徐世榮身旁一個聲音大喝一聲「把他帶走」，接著兩名警察便左右架住徐世榮手臂，將他往後拖離。也因為這個過程，導致徐世榮的上臂內側布滿瘀青，隔了幾日身體仍痠痛不已。

徐世榮的學生因為擔心他被檢察官要求高額交保金，因此開了兩台車，各載了一百萬現金放在後車廂以備不時之需。徐世榮走出地檢署後，知道學生載滿現金準備保他也嚇一大跳。

雖遭警方粗暴對待，但徐世榮並不苛責警方。他說，警方在把他拉離現場的過程中，有位員警看不下去，指責同事怎能對老師如此粗魯，「聽到那句話，我真的覺得揪甘心。」被送往警局後，警察對待徐世榮也相當客氣，詢問他是否要用茶、用餐，「我想他們在現場會這麼粗暴，是因為國安局給了警察壓力，讓他們無法依法規來執行任務，而是依照國安局的『命令』。」

被抓上警備車的初體驗

對於國安局面對抗議過度濫權，徐世榮痛批，「真讓我回想起以前戒嚴的一句話，『戒嚴只實施三％』。」他解釋，過去政府總說戒嚴只實施三％，剩下九七％是民主制度，問題是這個「三％」並沒有明確規範。

換句話說，今天只要政府需要，隨時可以把某些人或某些地方視為實施戒嚴必要的那三％，而這個執法的彈性，其實嚴重侵害了人民基本人權。「現在也是一樣，封鎖線隨便他們愈劃愈大，人民連表達意見的權利都沒有！」

每每見到徐世榮站在街頭，都能聽見他不斷重複「人權保障」的重要性，徐世榮解釋，這是來自他的學術訓練。原本念的是地政，出國後轉往政治專業，之後將兩者結合，朝公共行政發展。

雖然現在的徐世榮總是在街頭抨擊政府，但年輕時卻是積極參與救國團活動的熱血青年，「但出國後接觸許多不同的思想，開始有很多反省，加上後來主修比較政治、碩士論文寫的是『美、中、台外交關係』，因此對政治侵犯人權的議題特別敏感。」

也因為這份敏感，讓他首次在街頭遭警方送上警備車。○八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政府過度臨檢、盤查，引發學術界憤怒，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在網路發起抗議活動，許多師生響應，共同前往行政院前靜坐。「那時我也很生氣，看到學生都站出去了，所以我也去了。」

靜坐隔天警方進行驅離，徐世榮與台大法律系教授顏厥安等人一同被送上警備車，「當時真有點緊張，畢竟以前都是良民，沒做過『刁民』。」不過也因為那次經驗，他和許多學者更加熟識，成為街頭上的戰友。

同一年農委會推動《農村再生條例》，徐世榮做為起草委員之一，「當時我真的覺得可以做點事，沒想到我中間出國兩次沒參與會議，回來後草案突然多出一章，內容根本不是我們要的。一問之下才知道是上面交辦的，但這不就是要我們這些學者背書嗎？」這件事讓徐世榮氣憤不已，也對修法感到失望。

某天徐世榮在農委會開會，接到民間團體電話，詢問他是否願意參與一場關於「農村再生」的記者會，徐世榮答應了。「從此就被騙上賊船，之後與其他人共同成立了台灣農村陣線」，徐世榮笑著說道。不過也因為出席社團的活動，同時在媒體上投書批評政策，讓農委會愈來愈少邀請徐世榮提供意見。

從關心農地問題，再到農地徵收危機，一連串的事件，讓過去透過文字抨擊政策的徐世榮，轉往街頭以身體去實踐對錯誤法令的衝撞。比起許多同樣攻讀地政，卻轉往政府工作的同輩，徐世榮走上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台灣的地政系就只有政大，以前台北大學也有，不過現在改名為『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做的內容比較偏向不動產研究；文化大學則是土地資源學系，念的有部分是地政專業。」也因為地政相關科系不多，加上許多畢業的人才多選擇擔任公職，徐世榮感慨，「所以許多有問題的法令都是我們這些地政系的人搞出來的，講難聽一點就是造孽！」

不談政治，就是只服務政治

徐世榮無奈，由於台灣的教育要大家不談政治、只背法條，結果多數人不會去思考法令制訂的缺失與問題；雖然與土地相關的法令充滿偏差，但是卻難以導正，但這些偏差的存在，就是為了服務政治。

不少與他同輩的人，如今也成為法令的擁護者，與徐世榮站在對立面，「像我們現在要求土地徵收條例必須修改，前幾天我一位在內政部地政司擔任主管的學姊打來，劈頭就問『徐老師你覺得現在法令有什麼問題』，那語氣之酸，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談下去。」

而不少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地政系畢業生，為了升遷或是無奈，只得遵循上級指示，重新規劃土地利用，配合地方政府與財團炒作土地利益。徐世榮說，「一個都市計畫、一條馬路背後有多少政治算計與利益呀！」

現在政府為了在土地上獲取更多利益，內政部不斷將「都市計畫」的位階往上提升，藉由都市計畫來進行土地開發，「但所謂的都市計畫委員會根本已經淪為政治利益交換的場所罷了。外界以為那是專業領域，其實都在分配利益。」

雖然目前不少中生代學者開始在學界提供更多元、更新穎的思想，去對抗台灣早已扭曲的土地、都市計畫相關法令，但體制僵固令人氣餒。「這時候就需要我們在外頭衝撞，協助他們開啟改進的可能。只是體制改革需要耐心，得像浪花一樣，一波一波緩慢推進。」

大埔遭拆遷後，徐世榮穿著農陣出版的、鮮紅色的「農村出代誌」Ｔ恤，一語不發在碎石瓦礫堆中靜坐抗議。面對不少同輩進入政府平步青雲，徐世榮淡然地說，每個人都有不同選擇，要他進入政府，恐怕個性也不適合。他說，就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說的，體制是一堵高牆，但是「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