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告訴我們:光明遠遠沒有在望

南周事件告訴我們:光明遠遠沒有在望

新頭殼newtalk.tw 2012.01.11 文/TWCCL

新年一開始,中國《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遭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官員竄改一事鬧得沸沸揚揚,目前看來,風波已經暫時告一段落,可以進行總結了。

有人透過這次風波,看到了中國民眾(透過網路、微博)顯示出對言論自由的嚮往,看到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甚至影視明星都敢於站出來支持言論自由,看到台港澳三地公民社會與中國民眾連成一氣,看到中國媒體敢於向中共宣傳部門發出挑戰,於是看到了希望。

但我看到了它的陰暗面。在《南方周末》事件得出妥協解決方案的同一天,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嚴力強8日帶人進入北京《新京報》總部,強行要求必須刊登《環球時報》7日發表的社評文章(內容為批評南周),當時,第一時間的9日凌晨,我在網上幾乎聽到了《新京報》記者編輯的哭泣。北京市委宣傳部是以「關掉報社」做要脅,《新京報》只能屈膝。

陰暗面不只一端,話說從頭,《南方周末》記者一開始爭取的就不是「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他們爭取的標的,依據中國資深媒體人安替(@mranti)的分析,是「新聞自主」。這種新聞自主,就像台灣戒嚴時期的中時、聯合,雖然沒有新聞自由,但享有一定範圍的自主權利一樣。

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控制方式,通常是出版前給予方向指導,具體發布針對具體事件的禁令,並在出版後進行審查,而後分別給予表揚、批評或懲罰。也就是說,是以「事前約束、事後審查」為主軸,在媒體採訪、編輯的過程中,中共宣傳部一般不會直接審讀和修改每一篇文章。

但《南方周末》的待遇,則是「事前審查」,從記者、編輯選定採訪題目開始,就要向宣傳部門報備、徵求同意,並在出版前後的每個環節,都要與宣傳部門保持聯繫。這樣的「事前審查」,在庹震於去年5月間從新華社調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之後,從例外轉為常規。事實上,在庹震就任前,他就安排了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楊健出任《南方周末》隸屬的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他「治理」南方報業的企圖早已經顯現。

於是,《南方周末》的風評江河日下;於是,鬧出了今年新年特刊的風波。風波的主要內容,是1月1日凌晨3時,當編輯忙到半夜,終於把新年特刊編好了之後,當日,《南方周末》總編輯黃燦、執行副總編輯伍小峰被叫到了中共廣東省委大院,與身兼南方報業黨委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晤談。

這一談就談出了問題,在多數《南方周末》記者、編輯並不知情的狀況下,以期許憲政到來為主軸的新年特刊〈中國夢.憲政夢〉,3日正式出刊時,被竄改成了歌功頌德的〈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其中,更出現許多文字及歷史常識上的錯誤,南周記者、編輯因此群情激憤,先後在網上透露內情。

事件的後續變化就非常典型了。1989年以反對官倒(官方腐敗)起始,最終發展成為爭民主、爭自由的事件。南周的抗議事件,原先爭取的是體制內更大的空間「新聞自主」,在上億中國網民的參與議論下,在明星、公知的加持下,在台港澳公民社會的聲援下,最終變成爭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事實上,在「新聞自由」之後的東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就是民主自由。

對此,在事件中成為眾矢之的的《環球時報》其實看得非常清楚。在那篇廣受批評的社評文章中,《環球時報》說:希望所有喜歡《南方周末》的人配合風波的平息,別逼一份中國報紙扮演它無論如何也承擔不了的對抗角色。

對此,部分中國異議人士也非常清楚。他們知道《南方周末》的體制內角色,知道他們的限度,知道他們爭取的真正標的為何,知道他們最終總會投降,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遁詞下,部分中國異議人士相信,體制內的媒體,永遠承擔不起被外界賦予的重任。

在中國明日之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事件出限了轉圜。根據媒體報導,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南方周末》8日達成了共識,本月10日的今年第2期南方周末正常出報,取消事前審查制度,《南方周末》總編輯黃燦下台(此點尚未證實)。然後可知,在幾乎中國全社會正面力量提供聲援的情況下,《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以回到原先「戴著鐐銬跳舞」的情勢收場,仍在各種事前指示、禁令,及事後審查中生存。

更令人憂心的是《新京報》的遭遇。為了避免這一「事前審查」改為「事後審查」的「讓步」,讓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明星及台港澳公民社會力量看輕中共,為了展現誰的拳頭更大,北京選擇了《新京報》這個示範災區。讓大家知道,中宣部是最高指導單位;讓大家知道,中共不惜關掉任何一家報紙(當然也包含《南方周末》);讓大家知道,媒體永遠只能是黨喉舌。

所以我說:光明遠遠沒有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