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告訴我們：光明遠遠沒有在望

新頭殼newtalk.tw 2012.01.11 文/TWCCL

新年一開始，中國《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遭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官員竄改一事鬧得沸沸揚揚，目前看來，風波已經暫時告一段落，可以進行總結了。

有人透過這次風波，看到了中國民眾（透過網路、微博）顯示出對言論自由的嚮往，看到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甚至影視明星都敢於站出來支持言論自由，看到台港澳三地公民社會與中國民眾連成一氣，看到中國媒體敢於向中共宣傳部門發出挑戰，於是看到了希望。

但我看到了它的陰暗面。在《南方周末》事件得出妥協解決方案的同一天，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嚴力強8日帶人進入北京《新京報》總部，強行要求必須刊登《環球時報》7日發表的社評文章（內容為批評南周），當時，第一時間的9日凌晨，我在網上幾乎聽到了《新京報》記者編輯的哭泣。北京市委宣傳部是以「關掉報社」做要脅，《新京報》只能屈膝。

陰暗面不只一端，話說從頭，《南方周末》記者一開始爭取的就不是「新聞自由」或「言論自由」，他們爭取的標的，依據中國資深媒體人安替（@mranti）的分析，是「新聞自主」。這種新聞自主，就像台灣戒嚴時期的中時、聯合，雖然沒有新聞自由，但享有一定範圍的自主權利一樣。

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控制方式，通常是出版前給予方向指導，具體發布針對具體事件的禁令，並在出版後進行審查，而後分別給予表揚、批評或懲罰。也就是說，是以「事前約束、事後審查」為主軸，在媒體採訪、編輯的過程中，中共宣傳部一般不會直接審讀和修改每一篇文章。

但《南方周末》的待遇，則是「事前審查」，從記者、編輯選定採訪題目開始，就要向宣傳部門報備、徵求同意，並在出版前後的每個環節，都要與宣傳部門保持聯繫。這樣的「事前審查」，在庹震於去年5月間從新華社調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之後，從例外轉為常規。事實上，在庹震就任前，他就安排了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楊健出任《南方周末》隸屬的南方報業集團黨委書記，他「治理」南方報業的企圖早已經顯現。

於是，《南方周末》的風評江河日下；於是，鬧出了今年新年特刊的風波。風波的主要內容，是1月1日凌晨3時，當編輯忙到半夜，終於把新年特刊編好了之後，當日，《南方周末》總編輯黃燦、執行副總編輯伍小峰被叫到了中共廣東省委大院，與身兼南方報業黨委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健晤談。

這一談就談出了問題，在多數《南方周末》記者、編輯並不知情的狀況下，以期許憲政到來為主軸的新年特刊〈中國夢．憲政夢〉，3日正式出刊時，被竄改成了歌功頌德的〈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其中，更出現許多文字及歷史常識上的錯誤，南周記者、編輯因此群情激憤，先後在網上透露內情。

事件的後續變化就非常典型了。1989年以反對官倒（官方腐敗）起始，最終發展成為爭民主、爭自由的事件。南周的抗議事件，原先爭取的是體制內更大的空間「新聞自主」，在上億中國網民的參與議論下，在明星、公知的加持下，在台港澳公民社會的聲援下，最終變成爭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事實上，在「新聞自由」之後的東西，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就是民主自由。

對此，在事件中成為眾矢之的的《環球時報》其實看得非常清楚。在那篇廣受批評的社評文章中，《環球時報》說：希望所有喜歡《南方周末》的人配合風波的平息，別逼一份中國報紙扮演它無論如何也承擔不了的對抗角色。

對此，部分中國異議人士也非常清楚。他們知道《南方周末》的體制內角色，知道他們的限度，知道他們爭取的真正標的為何，知道他們最終總會投降，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遁詞下，部分中國異議人士相信，體制內的媒體，永遠承擔不起被外界賦予的重任。

在中國明日之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事件出限了轉圜。根據媒體報導，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和《南方周末》8日達成了共識，本月10日的今年第2期南方周末正常出報，取消事前審查制度，《南方周末》總編輯黃燦下台（此點尚未證實）。然後可知，在幾乎中國全社會正面力量提供聲援的情況下，《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以回到原先「戴著鐐銬跳舞」的情勢收場，仍在各種事前指示、禁令，及事後審查中生存。

更令人憂心的是《新京報》的遭遇。為了避免這一「事前審查」改為「事後審查」的「讓步」，讓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明星及台港澳公民社會力量看輕中共，為了展現誰的拳頭更大，北京選擇了《新京報》這個示範災區。讓大家知道，中宣部是最高指導單位；讓大家知道，中共不惜關掉任何一家報紙（當然也包含《南方周末》）；讓大家知道，媒體永遠只能是黨喉舌。

所以我說：光明遠遠沒有在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