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稿/美、日「同盟困境」與安倍權力危機

日相安倍晉三在過半民意的支持下，施政照表操課，不僅調漲消費稅，更順利鬆綁「武器輸出三原則」，以「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而代之，並在變更內閣法制局對「集體自衛權行使」之解釋上，持續尋求朝野共識，以求年內突破「專守防衛」的限制，實現「集體自衛權」行使。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Kennedy School）奈伊（Joseph Nye）教授指出，安倍首相推動的全面改革堪稱堅實，卻以錯誤的方式呈現。奈伊意指安倍一手在防衛、安倍政策上改弦更張，一手在民族主義上加碼的舉措，非但授人以柄，更添美國東亞外交困擾。 （一）克里米亞危機吹皺一池春水 克里米亞半島危機引發俄國與美、歐之關係緊張。在美、俄於歐陸可能出現戰略矛盾時，將牽動美「中」關係的新發展。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雖不致放棄佈局已久的「再平衡」（rebalance）戰略，但為著眼於美、俄間的矛盾，習近平將有機會實踐「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其間不僅弱化「美日同盟」對中共的針對性，亦牽制安倍首相藉歐巴馬的「再平衡」重構「美日同盟」，及調整「周邊有事」時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間的分工等措施，所形成的對「中」戰略包圍。2013年6月，在美國加州陽光莊園（Sunnylands）舉行的美、「中」「首腦會談」中，習近平指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美、「中」兩個大國。習近平所欲建構的「新型大國關係」應非與美國分治亞太，而是將其作為避免美、「中」衝突的外交策略。美、「中」當前經濟關係緊密，2013年雙邊貿易額已為1979年關係正常化時的200餘倍，高達5200億美元。中國大陸亦為握有最多美國國債的經濟體。因此，難以想像美、「中」會爆發軍事衝突，避免衝突符合美、「中」雙方的共同利益。 此外，在美俄關係生變下亦激化「美日同盟」間的「同盟困境」，致使日本對美國的安全承諾疑心暗鬼，特別在釣魚臺列嶼爭端中，日本懷疑美國能否迎頭痛擊中共對釣島的可能軍事冒進。東京學習院大學松本藤井教授直言，美國對克里米亞的反應令日本不安，考量美國削減國防預算、歐洲增兵的需求，若中共進犯釣島，美國尚能提供有效嚇阻嗎？為撫去日本的不安，美國國防部長黑格（Chuck Hagel）更重申，美國將以行動展現具體承諾。此外，美軍駐沖繩最高司令官兼第三海軍遠征軍司令惠斯勒（John E. Wissler）更向日本保證，若美國政府下達奪回「尖閣諸島」命令，美軍將能在無需登島情況下奪回島嶼。然而，安倍內閣擔心的並非美軍「奪島」的能力，而是歐巴馬政府為釣島對北京採取軍事手段的決心。4月5日，黑格展開東亞行，在對日重申對東亞安全穩定的戰略承諾，重拾日本對「美日同盟」的信心。黑格高調向安倍內閣保證日本的安全和軍事地位，凸出「美日同盟」的時效性，在克里米亞危機後，為「再平衡」戰略固樁意味濃厚。惟「反恐戰爭」後，美國疲態漸露為不爭事實，與中國大陸為敵將不切實際，誠如黑格出訪東亞前，於夏威夷「美國－東協防務論壇」（U.S.-ASEAN Defense Forum）中所言，美、「中」雙方既是朋友，亦是競爭者，但肯定不是敵人。因此，「新型大國關係」下的合理想像應為美國與北京保持合作的同時，維持在亞太有效嚇阻中共的力量，杜絕中共錯估形勢，採取冒險行為，以避免美國在東亞出現與中共攤牌的戰略尷尬。與此同時，日本須心領神會美國「再平衡」意涵，莫在東海爭端中與北京拼場，逼華府以軍事行動表態。在此現實下，美國對日本的安全承諾，聽在安倍耳裡，僅為「口惠」，而非「實惠」，更使1972的「越頂外交」成為日本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美日同盟」再現「同盟困境」的現實下，安倍首相選擇重構日本的防衛政策，直接面對北京所形成安全挑戰，嚇阻中共在海域及島嶼爭端中採取冒進的行為。惟安倍的「右傾化」言論所挑起的「歷史認識問題」基本上不利於日本的外交開展，日本學者及外交實務界認為，安倍在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問題，以及「侵略」的定義上做文章為不智之舉，徒令日本鬆綁「集體自衛權行使」限制遭到國內、外的阻礙。安倍對中共在釣魚臺列嶼及東海、南海的積極作為強勢以對，雖為日本社會所認同，但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與華府抗頡，顯非日本的國家利益所在。奈依告誡安倍首相莫用1930年代的「民族主義包裝紙」來包裹其防衛政策，此舉無非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令日本徹底陷入外交孤立。 在「歷史認識問題」的相關決策中，安倍首相似乎專行獨斷，不受外務省及國安會之幕僚的意見左右。其實，安倍的「右傾化」政策非旦使美國在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政策上出現尷尬，更將首爾在情感上推向北京，徒令「中」韓關係升溫，使日本在東北亞進退維谷，增加習近平在外交上牽制日本的籌碼。 （二）安倍的權力危機 安倍首相基於個人之政治信仰，在施政上致力於擺脫戰後體制，實現「正常國家」的建構，安倍以「積極和平主義」包裝此政治構想，並以此辯解其未背離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為此，安倍逐步完備配套法律，在2006年初任首相時，通過加強愛國精神教育的《改正教育基本法》與修憲中公民複決程序所需之《國民投票法》。此次，安倍在內閣中組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將使日本的政治權力向首相傾斜，改變權力分散與缺乏統一的決策體制之「戰後日本政治」。然而，在日本內閣制的運作中，黨為重要決策平台，透過黨的機制，首相與「黨三役」 分享權力，形成政策共識，而內閣會議往往淪為「儀式性」的形式，將黨的政策轉化為內閣提案送交國會審議。日本成立國安會後，決策核心往首相官邸挪移，首相官邸除成為外交、安保領域的「司令塔」外，是否旁及與國家安全相關之財經、社會各項政策值得後續觀察。 此外，集大權於一身的首相與過去分享權力之「黨三役」間的關係亦為觀察重點。目前擔任自民黨幹事長之石破茂 ，曾任防衛廳長官及防衛大臣，為自民黨內少數之「防衛族」國會議員，但在國安會機制下，難以插手外交、安保政策，致使與安倍首相間的關係微妙。因此，如何磨合黨的政策決策機制與新設之國安會考驗著安倍與自民黨眾山頭的政治智慧，亦攸關日本國安會運作之成敗。 （三）結語 當前日「中」關係較之2005年，因小泉純一郎首相連年參拜靖國神社，以及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引發中國大陸之「反日」風潮的狀況更形嚴峻。在安倍首相任內，日「中」關係不僅改善無望，且雙方具「主權」意涵之政務官的對話將中斷，待安倍首相聲望下挫，「右傾化」言行的社會支持弱化之際，始會重開為雙邊關係改善鋪平道路之非正式管道接觸，摸索「後安倍內閣時代」重開日「中」關係之可能性。換言之，安倍首相雖一再向習近平喊話，日、「中」對話的大門敞開，但習近平將相應不理。此外，在克里米亞危機後，美國將儘力維持日、「中」鬥而不破的局面，強化「美日同盟」與摸索「新型大國關係」兼容並蓄，勉力推進「再平衡」戰略。 再者，內閣制的日本其事權素來分散，首相亦僅為僅為「被公推之代表」的角色，職司協調的首腦機制，能否藉由日本版的國安會將首相蛻變更具權力的政治人物，而使日本政治朝向「類總統制」轉型，仍充滿黨內、外及民意的挑戰，而安倍首相能否克服這些挑戰，亦左右鬆綁「集體自衛權行使」之成敗。 （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1664期） 【中央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