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反民主的禁菸大戲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上周（22日）召開「菸品健康福利捐評估座談會議」，旨在廣納社會各方意見，俾使菸捐的調整能符合多數民意期待。然而董氏基金會等反菸團體再次缺席，而且這回理直氣壯地說是遵循WHO對菸商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原則，所以才沒有出席。 偉斯言哉！不過董氏等團體可能忘記我國本有「菸酒公賣」，如今國內市佔率最大的台灣菸酒公司仍屬國營事業，若真的要貫徹三不原則，只好斷絕與政府的所有互動，因為政府就是最大的菸商。其實WHO的三不原則並非反民主地禁絕針對公共議題的辯論，只要完全揭露與菸商的所有互動，在公眾的監督之下，即可避免打著反菸旗幟卻向菸商勒索，或者私下與菸商談判和妥協，而違背公共利益。 董氏基金會等團體違反民主常態，拒絕出席國健局召開的座談會，如何在菸捐調整的政策形成過程中表達意見？還是這些團體另有直達天聽的管道？知道座談會只是國健局虛應故事的手段？或者他們真的與藥商、菸商有什麼私下的利益輸送，所以不方便在公開的座談會中揭露？ 再者，座談會中有人質疑將「以價制量」當作菸捐開徵之目的，與本報之前社論恰相呼應。不論是菸稅或菸捐的課徵，目前皆採用從量方式，以菸品的消費量多寡（支或公斤）為計徵的基礎。雖然就消費稅制而言，課稅的方法本來就有從價與從量二者，可供選擇與採行，但不同的方法背後，立論的依據與課稅的意涵自亦有所差別，不可隨便混淆。 現行從量計徵，表示菸品消費者除了應負責製造菸品的成本利潤之外，尚需負擔因此造成的個人及社會健康成本，所以政府藉由課稅、捐來校正或控制此行為，即「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若是從價計徵，表示購買越高價菸品的消費者，應該負擔越高的稅捐，這才符合「以價制量」的概念。否則現行從量計徵的方式，等於購買單價60元一包菸品的消費者，與購買單價1百元一包菸品的消費者，同樣負擔20元菸捐，負擔的比率卻比購買高價菸品者還重。 針對這些問題，國健局則從會議主席變身成為「支持菸捐調漲」的代表，聲稱菸捐的開徵就是為了「以價制量」，所以當吸菸率降低、二手菸問題已經由空間禁菸而改善，吸菸所造成的社會健康成本已降低時，菸捐仍要繼續調高而非調低，完全無視前述課徵方式的矛盾。原來，董氏等團體不出席，可由國健局代言，一場反民主的禁菸大戲正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