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遺毒 台韓皆受害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素來號稱「乾淨產業」的高科技產業，隱含極高的未知風險，許多新興化學物質造成居民或廠內員工罹癌、生病。但也因為「未知」，往往得等到居民與員工發生健康問題，才能間接證明風險存在，居民和員工儼然成為高科技產業的白老鼠。為了爭取相關權利，韓國與台灣等地都發生員工和居民提起訴訟的案例，這些訴訟也成為滾動司法審判向前邁進的趨力。 司法正義時靈時不靈 以中科三期的相關判決為例，環境法律人協會成員陸詩薇表示，中科三期的行政訴訟中，曾獲得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環評無效、勒令停工。「這樣的判決結果讓我們看見行政裁量的問題，可經由司法判決來矯正。」但是在後續二次環評出爐，民間團體再次上訴，並聲請停止執行時，卻遭到駁回。 ▲三星員工訴訟案組織者Jeong-Ok Kong分享韓國三星員工受到職災的實際案例，並舉出三星員工要求職災賠償案與韓國政府訴訟的實際經驗。 ▲環境法律人協會成員陸詩薇表示從中科三期等環境訴訟案中，發現公益訴訟的重要性，是成為驅使司法審判和相關法令向前邁進的動力。（圖文／楊萬雲） 陸詩薇指出，當時原告律師以《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中對農業用水的保障為訴求點，認為農業用水應被保障，審理法官也認同論點。不過法官最後卻以「無法舉證停止有其急迫性」為由駁回。判決結果暴露污染和傷害之間因果舉證的困境。 陸詩薇則指出，中科三期園區鄰近居民發現溪中魚群暴斃，但一般民眾無力採樣檢驗，也不知道廠商使用了何種化學物質，只能以主管機關的檢驗報告做為證據。「官方的報告認定魚群是因為泥沙淤塞而死，法庭上也就沒辦法證明中科三期廢水和魚群死亡有關。」陸詩薇無奈，一般民眾要進行科學舉證，難度實在很大。 法令僵化阻礙員工舉證 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韓國三星員工要求職災賠償的官司上，三星員工訴訟案組織者Jeong-Ok Kong表示，韓國法令規定，員工申請職災賠償時必須提出職災與工作環境相關的證據，包括資方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員工在化學物質底下的暴露時間和暴露濃度，最後則是罹患疾病本身與這些化學物質的相關性。 Jeong-Ok Kong直言，員工根本無法得知資方使用的化學物質，公司往往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清單，員工舉證困難。政府的「產業安全保健研究所」針對工作環境進行的研究，一般都會先通知資方到場採樣時間，採樣的狀態根本和員工被暴露時的環境不一樣。 目前三星6名員工要求職災賠償案，只有年僅23歲便罹癌死亡的Hwang Yumi勝訴，其他幾人因舉證問題而敗訴。雖然法庭上「產業安全保健研究所」提出研究報告，認為男性在化學物質暴露低的情況下，白血病與淋巴癌的好發率並沒有顯著提升，但法官判決時認為，即使在低暴露狀況，只要長期累積也可能影響健康，因此判原告勝訴。Jeong-Ok Kong表示，這樣的判決讓他們感到振奮，因為法官不只有將科學數據做為唯一證據，還將社會因素也納入考量。 未知風險必須等出現受害者才能察覺，從源頭進行化學物質使用管制，才能減少受害者，降低受害者舉證相關因果的困難度。地球公民基金會呂翊齊指出，目前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正再修改毒管法，準備從源頭管制化學物質的使用。 應立法防堵廠商脫罪 民間團體提出相關意見，包括納入歐盟《關於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與限制制度》（REACH）精神，要求廠商在使用超過一定量的化學物質時，須向環保署申請，附上化學物質的影響和風險資訊，通過申請後取得授權碼才可使用，使得舉證責任，回歸到廠商身上。 為了防堵廠商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提供使用化學物質清單，呂翊齊表示，民間團體也要求毒管處必須在母法中將所謂「商業機密」的定義寫清楚，避免廠商拿「營業秘密法」做擋箭牌。而有了化學物質清單，受害員工或居民在舉證上將減少一項阻力。不過環保署在「商業機密」這一塊，仍然不願放入母法中。 除了加強毒管法在源頭管制功能，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也針對正在修法的「勞工安全衛生法」提出修法建議。工傷協會研究員劉念雲表示，工傷協會協助的RCA訴訟案中，員工代表律師要求「舉證責任反轉」，由資方提出罹病與工作場所無關的相關證據。但資方律師卻表示，當年員工的相關資料已「燒掉」，換句話說前員工曾在哪個位置、接觸哪些化學物質，早已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