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引擎卡卡」的2017年全球經濟

工商時報【主筆室】 即使近期高頻經濟數據表現不俗，國際主要機構最新預測也認為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可望高於2016年，卻鮮少人認可經濟將就此邁向坦途，擔心經濟衰退的比例甚至升高。如同乘客坐在年久失修、引擎轟轟巨響的老爺車上，不但感受不到車速增加，還時刻擔心若續行在顛簸的路上，車子即將會解體。 為何「客觀的」預測與高頻經濟數據，會和人們的主觀認知產生這般背離狀態？主要是供給面的結構性問題，讓全球經濟不復當年的潛在成長動能。IMF指出，2015∼2020年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市場的潛在經濟成長率，分別從2001∼2007年平均的2.21％及6.72％，下滑至1.57％及5.25％。進一步研究可知，生育率不足、人口老化造成的勞動力成長減慢是最嚴重的拖累因素；其次，受到海嘯後的高風險趨避意識擴大融資難度、大宗商品跌價及基礎建設發展受阻等影響，讓全球資本累積不如過往；再加上結構性因素的拖累，亦將使2015∼2020年已開發與新興市場總要素生產力較2001∼2007年下滑0.04及0.79個百分點等情勢，皆令全球潛在經濟成長率下滑。 幾年前，樂觀論者認為資本累積、勞動力及總要素生產力的增長速度減慢，應不會持續太久，如今卻不得不承認金融海嘯的後遺症，遠比想像來得大，突顯前述的結構性問題不容忽視，宜應積極面對，如其一、海嘯後惡劣及被扭曲的經濟環境阻礙創業活動，且企業對知識性資本的投資不足，讓商業活動的活動力不若以往；其二、企業間營運狀況好壞的差距拉大，成功的商業模式愈發集中在少數企業上，其商業行為也愈顯獨占，導致創新理應產生的正向外部性不若以往。再加上政府部門為避免大量失業引發社會問題，遂讓央行保持低利率或以政府紓困方式救援經營不善的公司，導致殭屍企業橫行。此舉雖保住就業，卻也讓許多資源流向不符合效益的廠商，排擠掉可能有的創新與成長潛能。 其三、過去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在經濟發展初期尚可透過模仿歐美或東亞已開發國家先進的製造技術，獲得生產力的快速提升。但隨著新興國家產業逐漸升級，潛在學習的空間減少，且創新能量仍須加強，生產力增速自然減緩；其四、海嘯後的大量流動性多進入金融市場，實體經濟未獲充足的活水挹注，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落。 與此同時，央行與各國財政主管機關也藉由一輪又一輪的非傳統性貨幣政策及力所能及的財政刺激政策，企圖提振低迷的景氣。惟前述的供給面結構性問題，已使全球經濟這台老爺車的引擎，出現嚴重的「卡卡」狀態，以致於央行與財政當局猛力推動需求面的刺激政策，也無法有效且穩定地提高經濟成長速度，不僅造成海嘯後全球經濟的負向產出缺口始終未弭平，更埋下主要央行總資產、OECD國家政府財政赤字占該國總GDP比，均出現成長翻倍的新難題。 更麻煩的是，「卡卡」的全球經濟還抑制了就業及薪資成長，使青年失業率普遍走高，世代間的矛盾與衝突亦升至新的境界。同時，全球化及新科技的發展本就有讓全球財富分配M型化的傾向，而海嘯後各國央行大推寬鬆貨幣政策，又令資本家的投機行為再起，加大貧富差距及社會M型化程度，促使反全球化的民粹運動遍地開花。 這些浪潮挑戰政府既有的政策立場，特別是市場改革、開放的經濟自由主義思維，並對所得嚴重不均極為反感。值此之際，民主國家體制下的部分政治人物，便得以小人物對抗既得利益階層的論述，攫取特定族群的選票，甚至可藉經濟大環境不佳之便，經過政治操作與媒體的渲染，將特定族群的主張打造成主流民意，一如非典型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 Trump）。 問題是這些浪潮造成政府政策為了迎合民意，被迫趨於封閉與內向思維，進而衍生出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阻礙全球貿易、跨國投資與跨國經濟合作，對貿易導向的台灣十分不利。更何況民粹主義高漲往往會讓經濟政策無法進行理性的討論，行政與立法部門也可能對「與民意相悖」的政策躊躇再三，不願明確表態，使改革政策與法案無法順利推動，甚至令政府運作陷入空轉。主導TPP的美國受民粹主義引發的保護主義箝制，落入自我策反的弔詭現象，即是極具代表性的案例。 由此可知，當全球經濟難以脫離卡卡的狀態，且川普等高舉民意大旗的民粹型政治人物，抑或不得不扭轉既有思維，以利選舉或平息民怨的傳統型政治人物，如美國民主黨總統侯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德國首相梅克爾（A. Merkel），選擇改變相關經濟政策執行方向或力度，迎合反全球化的民意時，各界期盼的大有為政府，便失去帶領全球走向坦途的能力，不僅難再現海嘯前的熱絡，更讓2017年全球經濟復甦呈現令人憂心的脆弱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