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影響全球經濟的三大政治事件

工商時報【主筆室】 曾幾何時，全球經濟前景竟得看政治的臉色而定。甫於華盛頓落幕的IMF與世界銀行年會上，各成員國除了提出對抗經濟低迷、避免匯率競貶等共識外，亦保證會對抗民粹高漲所催生的保護主義及孤立主義，以直接或間接方式阻礙自由貿易及全球化，讓全球經濟傷上加傷。 不可諱言，高青年失業率、所得分配嚴重不均、長年低薪等問題提供民粹主義壯大的溫床，也削弱全球化襄助經濟發展的光環。因為全球青年失業率從1995∼1999年的12.5％升至2016∼2017年的13.1％；收入低於1萬美元以下者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已從2010年的68.4％，提高至2015年的71.0％，而收入高於100萬美元者占全球人口比，則自2010年的0.5％，增加到2015年的0.7％，且這群富人掌握的全球財富也增加近1成，達到45.1％，突顯財富過度集中等情形來看，民意大步向極端與民粹思潮靠攏，實屬當然。 問題是民眾向民粹主義取暖的代價極高，且已見其害。因為，此舉將使政府政策愈見自我封閉，對市場改革、開放和自由化都形成阻礙。除了將使金融海嘯後的全球貿易成長疲弱，且遠低於2002∼2007年6.6％的平均成長水準、全球經濟成長低於海嘯前的趨勢成形、跨境金融資產及直接投資（FDI）流動一路下滑，以及信心危機造成的全球投資不足…等情形持續惡化之外，更促使政治面的不確定性大增，破壞既有國際政經運作機制，也令政府易受制民粹勢力而陷入空轉虛耗，恐使全球出現二戰以來最大的失序狀態。 因此，相較於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操作失當、中國債務失控造成經濟硬著陸等各界已熟知及有若干準備的風險，受民粹浪潮起伏影響的三大國際政治事件─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德國首相梅克爾（A. Merkel）政權不保，與英國脫歐後續發展，更將是明年或未來數年全球經濟運作的最大危機。 先就美國總統來看，「好戲」連台的兩場電視辯論會，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無論在台風與政策方面，都展現出比共和黨候選人川普（D. Trump）更高的掌握度，會後民調結果也多指向她的贏面較大，延續辯論會前暫時領先川普的態勢。但由於最後選舉結果仍取決於雙方能否有效吸引各自的關鍵選民，或積極擴張新的票源，使各方至今仍不敢斷言白宮新主人是誰。遑論在本次大選中，質疑自由貿易與反全球化勢力已成為主流民意，無論川普或希拉蕊當選都將使美國對自由貿易協定趨於保守，既直接衝擊TPP的正式生效時程，經濟上的自我保護與對外設限，也可能衍生政治問題，影響美國與貿易夥伴的關係，弱化其全球政經霸主的地位。若最後由未有從政經驗、作風與發言常出乎意料，且高舉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旗幟的川普入主白宮，未來美國與他國關係出現摩擦的機會必升高，使全球政經情勢更加難測與險峻。 再者，英國公投確定脫歐後，雖未引發立即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卻形同將後果難料的衝擊延後，並種下歐盟解體引信。即使上週英國首相梅伊（T. May）明確表示最遲會於2017年3月底之前，向歐盟提出談判要求，卻因實質內容仍不明朗，內閣閣員意見亦分歧，負責退歐事務的大臣更強調，談判實質內容將列為機密，過程亦不對外公開。這等缺乏透明度的作法，將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加上歐盟主要領導國─德、法兩國將於2017年舉行大選，極可能會拖延脫歐談判的正式啟動或產生其他未知的變數。 同時，歐洲極右派勢力崛起，不斷弱化梅克爾政權扮演歐盟定海神針的角色，使歐盟完整性堪慮。畢竟，就連歐盟最大支持者的德國，也在今年9月的兩次地方選舉中，出現梅克爾所屬的基民黨選情不佳，但反移民、反穆斯林為主訴求的極右派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支持度大增的局面。麻煩的是，梅克爾在位時間甚久，各界已相當習慣有她坐鎮的歐盟。若梅克爾在明年大選中落敗或未獲提名，將更衝擊民眾對歐盟的想像與認同，並使政經運作落入群龍無首的動盪；即便梅克爾能在明年大選保住執政權，也必然面對更多質疑與阻礙，使政策推動更加困難。此外，就當前情勢看來，法國現任總統歐蘭德（F. Hollande）及其所屬的社會黨，恐難避免在明年大選後下野。若改朝換代後的法國由右派或極右派掌權，則失去有力盟友的梅克爾，領導威信將更受挑戰，歐盟前路也愈顯迷茫。 對此，著名經濟觀察家馬丁．沃夫（M. Wolf）認為，中美兩大強權合作，或再出現一個足以維繫國際秩序的霸主，才可能解決這場由反全球化趨勢掀起的經濟崩盤危機。惟其言雖佳，難度卻高。而在各處攻城掠地的民粹主義，未來將持續凌駕理性與經驗常理，讓全球政經與社會發展落入更深層的困境，抑或獲得轉機，一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將是第一個關鍵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