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學習】「台大殺死了我!」為何學生會自傷?

作者:李修慧/換日線專欄

4 月 19 日開始,Dcard 流傳著一份台大學生的自殺遺書,名為〈台大殺死了我〉。雖然這篇文章的真實性還沒經過媒體或校方證實,但這名學生的疾病經驗,已經引起社群上一片熱議。

學生在遺書中表示,自己因為發病,去找授課老師討論,希望能彈性處理期中考,但老師不但不願意調整制度,還質疑該學生裝病:​

你怎麼可能因為精神疾病就不能考試呢?你應該是在裝病吧?應該是你沒有讀書、沒有努力、沒有用功、沒有做好你應該做的本分,所以才會想要在期中考前跟我講說你沒有辦法考期末的期中考​。

老師的這番話,成為學生走上絕路的最後一根稻草。​​

幸好,經過台大校園安全中心查證,學生目前非常平安。但這起事件還是引發大量討論,有的人分享自己精神病、憂鬱症的經驗,也有人討論升學主義的弊病。相較於這些,有個細節讓我更憂心──台大在去(2021)年 9 月,明明已經開始進行「學習調整制度」,不過現在看來,這個制度顯然還無法完整落實。​

台大「學習調整制度」是什麼?

簡單來說,台大「學習調整制度」是當學生有情緒困擾、精神困擾時,只要經過一定的評估,校方就會派有社工、諮商背景的「學生輔導專員」,協助同學和老師討論,能否調整上課、評量方式,以及作業內容。​

而「評估」大致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原本就有的制度,只要學生能拿出憂鬱症、創傷症候群(PTSD)、社交恐慌等診斷證明,即屬於特教生,校方就會派人幫忙同學協調上課方式。

至於第二種,若學生沒進行診斷,學校則會先提供輔導,輔導過程中,假如發現學生真的有需求,經過「諮詢委員」再評估一次之後,學生輔導專員也能幫忙和老師協調,調整上課或考試方式。​

這件事從 2020 年末、一週內好幾名台大學生跳樓時就開始討論。2021 年,「學習調整制度」通過校務會議,於同年 9 月開始執行。

我不確定這次是哪個環節漏接了這名學生,讓他直接找老師詢問,並遭遇老師的「零同理心」爆擊,於是打算輕生。

但看起來,「學習調整制度」除了得有輔導專員從中協助,評估過程可能也必須更友善,否則學生在高張的情緒或精神壓力之下,可能無法順利走過「輔導評估、諮詢委員評估、討論調整」的重重門檻。

最後,如果授課老師、乃至整體社會對於情緒困擾、精神困擾都還是不夠理解,老是覺得學生只想逃避,那麼聘再多輔導人員、增加再多的配套措施,可能都於事無補。

高爾夫球選手的「合理調整」要求:讓我搭車完成比賽

另外我想補充,這類「合理調整」,並不是台大獨創,在國際體育界早就有相關討論。起初是從「身體上可見的疾病」開始,最知名的案例是 2001 年美國高爾夫球選手凱西馬丁(Casey Martin)與球賽主辦單位的爭議。​​

馬丁自幼罹患一種循環系統疾病,叫做 Klippel-Trenaunay-Weber 症候群,這種罕見疾病導致他右腿萎縮、難以走路,如果執意要走路,可能會造成出血、血栓,甚至骨折。2000 年,馬丁參加「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時,已經沒辦法走完整個 18 洞球場,因此,他請求主辦單位讓他改搭高爾夫球車移動,卻被拒絕。

馬丁為此告上法院。當時,主辦單位認為在重大比賽中,「疲勞」可能是攸關勝敗的重要因素,所以如果讓馬丁坐車在球場移動,可能會讓馬丁享有「不公平的優勢」。

但最後,美國最高法院判馬丁勝訴。法院認為,高爾夫球賽的「本質」是考驗球員能不能「用最少的桿數把球打進洞裡」,因此,球員不管是坐車還是走路,都不會改變比賽的這項本質。

而且,馬丁走路所受的疲勞、疼痛、風險,顯然比其他球員走路的疲勞更為嚴重,因此若逼馬丁走路完賽,搞不好才會造成其他球員「不公平的優勢」。

重點是,在這場法庭爭訟中,馬丁的論點就是,身為美國法律明文保障的身心障礙者,高爾夫球場有義務為他提供「合理調整」。根據台灣「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所謂「合理調整」意指:

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不會造成他人過度的負擔,障礙者都有權依據他的特殊情況與需要,向他人提出某種「調整」的請求,以便「與其他人在平等基礎上,享有、行使各種權利與基本自由」。

而「合理調整」也不只被寫入美國法律,更早已是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重要內容。

憂鬱症的大坂直美:我可以不參加記者會嗎?

凱西馬丁罹患的是生理上可見的疾病,而心理方面的「合理調整」,近年最有名的案例則是國際網球選手大坂直美。去年 5 月,大坂直美因為苦於憂鬱症,決定不參加「法國網球公開賽」的賽後記者會。​

結果,大坂直美被主辦單位開罰 1.5 萬美金(約新臺幣 41 萬元)。四大網球公開賽更聯手聲明,表示大坂直美如果一直不履行「媒體義務」,可能受到更嚴重的處罰,甚至被停賽。​​

大坂直美的要求,其實近似於馬丁所提的「合理調整」,雖然參加記者會也無關球賽的本質,但她的要求並沒有被接受。6 月,大坂直美宣布退出當屆法網比賽。​

大坂直美被開罰,除了攸關記者會帶來的贊助曝光,或許也因為生理上的障礙比較容易被理解,但心理上的狀況則相對困難所致。

應被重視的「學習調整制度」討論

回到台大這次 Dcard 遺書事件,如果我們可以更細緻地看看「情緒困擾」、「精神困擾」可能帶來哪些學業上的影響,或許可以更理解為什麼有必要討論「學習調整制度」。​

去年 1 月,台大學生會曾公布一項調查,調查結果指出,情緒困擾可能造成學生難以專注、活動力低落、焦慮、不敢跟別人對話,進而讓學生在「口頭報告」、「小組作業」、「課堂問答」都出現困難。此外,也有過半數身陷情緒困擾的同學提到,考試期間所需要的專注、理解力、記憶力、邏輯推理能力,亦都會大受影響。

這次 Dcard 上也有很多人,從小組報告的 free rider(搭便車)、期中考公平性等角度討論「學習調整制度」。另外,在遠距成為日常的疫情時刻,當場考試的必要性也很值得深思,可惜這些討論似乎沒有延續到其他社群媒體上。​

更讓我憂慮的是,台大身為台灣高教龍頭,正是全台最有機會好好落實「學習調整制度」的學校,台大有強而有力的學生會、有大膽實驗各種新學習型態的「社會資本」,包括國家給的大筆資金、校友資源,以及民眾的信任。​

無論台大「學習調整制度」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對全台高教圈都將有很大的影響。而過去體育界「合理調整」的歷史,也攸關許多人在意的公平性,或許可以作為未來「學習調整制度」持續修正的前例。因此,這次事件裡,「學習調整制度」該如何落實、持續修正,或許與「罹病經驗分享」同樣值得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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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從一封遺書談校園──已有全台最好的「學習調整制度」,為什麼台大生還是選擇自傷?》,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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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李修慧,台大中文系畢業,目前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創作詩、散文、文學評論,關注性別、社福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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