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版北約」的知易行難

有人認為今年5月是美國的「亞洲月」。在俄烏戰火聲中，美國與東協在華府舉行了特別峰會，拜登擬先後訪問韓日兩國，並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峰會。中國大陸有人擔心，上述美國這些密集的外交活動，都是試圖打造「亞太版北約」。

二戰結束後，美國曾透過建立雙邊或多邊集體安全體系，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全球性擴張。在歐洲地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因這次俄烏戰爭，備受世人關注；在亞洲地區「東南亞公約組織」則於1977年6月30日宣布解散後，走進了歷史。但中共對「亞太版北約」的疑慮，並非全屬杞人憂天，因為美國目前推動的印太戰略，就是以中共為假想敵。繼美國之後，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及歐盟等歐洲國家與組織也相呼應，紛紛提出不同版本的「印太戰略」。

俄烏戰後，美國有同時面對中、俄戰略競爭對手的可能，故希望在軍事上建立歐亞兩地的戰略聯結。因此，美國鼓勵夥伴國家從雙邊關係拓展到多邊關係。英國外相特拉斯（Liz Truss）即公開呼籲，建立具有「全球視野」的北約。歐洲盟國應邀參加美國在亞洲舉行的軍事演習；日本則在4月上旬首次應邀出席布魯塞爾召開的北約外長會議，並將出席6月在西班牙召開的北約峰會；南韓已成為第一個加入北約「卓越聯合網路防禦中心」（CCDCOE）的亞洲國家。

但如果認為「亞太版北約」，會因美國在歐亞兩地盟友的加強互動應運而生，則顯然過於簡化冷戰後複雜的國際形勢和國際關係。澳洲國立大學教授馬斯頓即指出，「亞太版北約」的可行性不高。他認為北約能在歐洲運作，是基於共同的政治制度、文化聯繫和民主價值觀；但亞洲就不存在這些紐帶關係，各國對於集體安全的互信也不夠。何況，北約成員參與印太事務，並非全然為與中共對抗。例如，從德國卸任總理梅克爾到最近連任法國總統的馬克宏，都不斷強調歐洲「戰略自主」的概念。

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推手坎貝爾日前表示，拜登政府不希望讓東南亞或亞洲陷入「新冷戰」，美國期待公平有效的競爭。問題是，美國可以用來從事「有效競爭」的工具是什麼？

在外交方面，東南亞國家明顯感覺川普執政時期受到的忽視，因為川普政府多次僅派遣低級別官員參加東協會議。拜登政府也同樣如此，他執政初期5個月，未與任何東南亞國家領導人會面或通話，現在急圖亡羊補牢。

經濟方面，中共因「一帶一路」在亞洲掌握先機，更透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為亞洲經貿整合的引擎。許多國家就因仰賴中共維持經濟成長，而不會貿然得罪北京。相形之下，美國延至今天才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

在文化方面，拜登組織民主聯盟要與威權體制進行一場意識形態的競爭；但就如《華爾街日報》所說，拜登政府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促進民主人權同時加強與盟友關係對抗中共，兩者間取得平衡。因在美國的盟友當中，有些國家實施的正是威權統治。

在軍事方面，對外軍售和軍事援助，看似美國目前最為依賴的政策工具。亞洲國家2021年的軍事支出和增加幅度，都已超過歐洲。在許多亞洲國家，軍備競賽已在國內資源分配時產生排擠效應，影響整體經濟發展。

總之，打造「亞太版北約」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美國已缺乏當年「馬歇爾計畫」擁有的財力和物力去實施現代版的「杜魯門主義」。因此，中共不必擔心亞太國家會倒向美國，而應反思中共的國際形象為什麼未隨「中國崛起」而水漲船高？此外，最近有大陸觀察家指出：「一個市場自由、法治健全的中國，用不著怕與誰競爭。」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