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影響力在大陸正迅速消失

(圖/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圖/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在大陸認識許多朋友,共同的緣由都是因為他們對台灣有一定的熟悉度,文化圈尤其如此。我北京有個寫影評的學生,是大報的資深編輯,90年代認識,當時見到她最大的詫異,是這個年輕人怎麼比我更熟悉台灣電影,對侯孝賢、楊德昌等人,她是如數家珍。北京曾開過幾次黃春明作品的研討會;對台灣作家,如白先勇、朱家三姐妹、簡媜、張大春等,不少人更有傾慕之情;雲門、優人神鼓在特定領域各領風騷,席慕蓉、余光中,則連一般人都熟知;龍應台、蔣勳外界有不同評價,書則一直暢銷;賴聲川、王偉忠的知名度既超越了文化圈,流行音樂則從最早的鄧麗君到羅大佑,再到李宗盛,影響整整的一代人;而幾位談儒釋道的朋友更就成為大陸菁英人士的生命導師。

然而,這幾年到大陸,就發覺談他們的人少了。少,一定程度當然是因大陸的文化自己站了起來,例如:這幾年大陸極力提倡復興中華文化,就讓兩岸在此的差距縮小,有些領域甚至已超越了台灣。當然,這裡也避不開政治的影響,當台灣執政者致力於「去中國化」,民間的敵意螺旋升起,談台灣的人自然就少。

少談,直接影響的,是台灣在兩岸間存在意義的消減。原來,文化是可以超越概念及意識形態,並對生命產生本質影響的,台灣,在中國文化面對當代上所呈現的成績,更是它所以能「以小為大」的關鍵,而這也是兩岸民間社會最好的潤滑劑,其消失,能不令人慨嘆!

消失的原因,也有來自我們自己認知的不足。舉例來說,論規模與經費,金馬獎都比不過大陸金雞獎與香港金像獎,但大陸電影人卻以能拿到金馬獎為榮,所以如此,除了評審有更多的可信度外,還因參加的影片主題基本不受限,所以能「以小為大」,成為華人電影世界獎項的標竿。

以此,如果能認知到這個獎項的重要性,那麼即便在頒獎時出現一些意外的插曲,事後也可以拉回藝術文化的原點做些補救,畢竟,沒有哪個受邀的來賓,必須在現場承擔某些意識形態的批評;但事後,由於這意外插曲所表述的,是台灣執政者所要的政治正確,就這樣讓一個經營多年的影展,迅速縮小為台灣人自己玩的東西,而許多人還慶幸這樣的改變,以為台灣辦的影展獎落台灣,是天經地義的事。

一個台灣辦的獎,主旨當可以設定就是要獎落台灣,但一個已在華人乃至國際社會都帶有指標意義的開放性影展,就這樣內縮為自己人辦自己人受獎的獎項,何只可惜,更就是一種萎縮。

原來,認知到台灣發展出來的一些文化特質,在兩岸人文間具有它的標竿意義,本是既可發揮影響,也不費資源之事,可惜過去既沾沾自喜於自己的居高臨下,沒有善用這些資源,現在更就閉關自守,想偏安求全。

而如今,由於大陸底盤大,領域拔高的可能性強,即便台灣原占優勢者,情勢也常今非昔比。以茶文化為例,大陸的茶藝最先都來自台灣,但如今在尖端部分,何只不遑多讓,更常令人有驚艷之感。大陸之大原就讓人不可小覷,但台灣許多人在比較兩岸時,卻常停留在過去的印象,看在識者眼裡,雖不能說就乃井蛙窺天,但一定的自閉性則的確存在。

當然,這樣說,也不代表台灣不能回復成顯眼的存在,畢竟,不同制度、不同的歷史進程,台灣對事物的許多看法,依然可以成為大陸有心人的重要參照,而關鍵就在我們的自覺。

可如果像現在這樣,以兩岸隔絕為自己立身之本,那台灣影響力的全然消失,也就為期不遠了。 (作者為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