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對加害者究責有困難

促轉會公布威權時代，處死刑最多的十名軍法官，死亡人數超過千人。而這些判決所依者，即是戒嚴時代的懲治叛亂條例，即唯一死刑的叛亂罪，同時，也有不少個案，原先非以死刑判，卻被時任總統蔣介石要求改判死罪者。故轉型正義，就不能只是對被害者的賠償或補償，而應是追究加害者的責任。惟即便撇開相關人等，是否仍在世的問題不談，以現行法制，實也很難為究責。

就過去軍法官動輒死刑判決來說，所依據為當時的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只要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非法變更國憲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即可成立唯一死刑的叛亂罪。由於意圖的範圍極為廣泛與模糊，再加以行為手段也不限定於強暴、脅迫，致出現所謂和平或言論內亂罪的荒謬情境。故電影返校所描述，即師生組讀書會來研讀托爾斯泰詩集，而遭逮捕、刑求、逼供與處死等之場景，就非屬虛構而是真實發生的悲慘故事。

只是面對如此的不義判決，雖可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6條第3項，經促轉會判定而撤銷，但對這些審判者是否可為刑事究責呢？這或可以刑法第124條的枉法裁判罪、第125條第1項第3款的故為出入罪，法定刑為一到七年有期徒刑來究責。甚至若被告因而被執行死刑，根據刑法第125條第2項，還可處到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只是此等罪名的成立，都得面臨一個千古難題，即懲治叛亂條例，即便是不義之法，卻是在1991年因獨台會案才廢止。則在此之前，若法官依此審判，能否稱為枉法，就屬疑問。尤其威權體制下的司法權，尤其是軍事審判權，不具有獨立性，雖然根據刑法第21條第2項但書，依違法命令是不能阻卻違法，但這些判決者有無勇氣與膽量反抗來自上級的指令，也會是個問題。

逾越時效致國家喪失追訴權限

更值關注的是，由於台灣的轉型正義來得太晚，故在我國現行法，甚至包括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在內，皆無排除刑法追訴權時效之適用下，就算要對仍在世的加害者為究責，恐也會因逾越時效，致使國家喪失追訴權限。

為了解決此等問題，就國際刑法來說，最顯著者，即是1998年，國際社會簽訂羅馬規約。其中第33條第2項即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乃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無服從義務，若服從而仍執行，即不能以依上級命令為免責。另就下位者而言，此規約第28條亦明文，即便無法證明其有下令的事實，但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仍須與執行者同為負責，以來彰顯結構性犯罪的集體責任性。而由於殘害人權的犯罪，多來自主政者所為，只要其政權不垮台，在其控制國家機器下，往往無法對其訴追，只有當其被推翻時，才可能面臨審判，惟若此政權維持甚久，則可能出現追訴權時效已過的困境。所以根據羅馬規約第29條，即明文國際犯罪，並不適用追訴權時效的規定，以來彰顯正義的實現，是不會因時間而消失的。總之，對於殘害人權犯罪的究責法制，絕對是我國現在與未來的重要課題。

1998年，國際社會簽訂羅馬規約。其中第33條第2項即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乃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無服從義務，若服從而仍執行，即不能以依上級命令為免責。示意圖／擷自coalitionforthei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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