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卡罩袍也遮不住的事實：自由即希望，不願向塔利班低頭的阿富汗婦女

文：陳香婷

在西方媒體工作的阿富汗當地記者，於9月11日前美國撤軍、塔利班掌權後面臨諸多威脅。超過五百名為美國政府工作的記者仍未成功撤離阿富汗，「曾經獨立報導塔利班違反人權的新聞記者，如今都在社群網站收到塔利班的警告。」《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女記者坦澤姆（Ayesha Tanzeem）說道，「電視主播也擔心在公眾場合會被認出身分。」

根據支持阿富汗獨立媒體的維權團體Nai，去（2020）年1月仍有1900名女性記者，到了11月卻有200名離開工作。曾在10月於多哈採訪塔利班成員的記者弗洛坦（Farahnaz Forotan）表示，「當我接到威脅通知後，除了離開家園以外我別無選擇。」能夠撤離已屬幸運，其他記者也正忙於寄送身分資料至大使館，同時掩蓋自己曾在此地生活的足跡。

不僅記者，女性板球運動員也遭禁止參賽。塔利班文化委員會副主任瓦西克（Ahmadullah Wasiq）認為女性選手的存在不合適也沒必要。「他們的臉和身體在比賽時無法完全覆蓋，媒體拍攝或錄影時也會被人們看見。」他講道，「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不允許女性參與任何暴露身體的活動。」

就連在2018年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指派的邁丹沙赫爾（Maidan Shar）市長賈法莉，也在塔利班佔領喀布爾後轉調至國防部，更與甘尼同於8月15日逃出阿富汗。儘管塔利班宣稱新政權不同於1996至2001年的極端的執政方式，於9月8日新成立的內閣政府卻全為男性。

被聯合國列入黑名單的艾昆德（Mullah Mohammad Hassan Akhund）所領導的新政府聲稱，「我們將在沙裏亞（Sharia，伊斯蘭律法）下保障女性和少數族群的權益。」然而，曾任女性事務及文化教育部長的薩拉比（Habiba Sarābi）卻不認為應對新政府抱持希望，阿富汗婦女革命協會（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簡稱RAWA）也表示「這些發言只是為了粉飾太平，而不會改變其真實本質，也就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厭女、殘忍、反民主。」

根據非營利新聞組織《富勒計畫》（The Fuller Project），塔利班信奉的沙裏亞迫使女教授失去飯碗；學校收到壽衣，警告女學生若繼續上課會受到攻擊；超過七年級的青少女沒有任何升學管道；課本依照伊斯蘭教義重新編排。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接受教育的阿富汗女孩人數，在2011年歐巴馬政府駐軍時升高至全國65%，往後比例卻持續下降。據《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相較於男性66%的識字率，如今只有37%的女性受過教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也指出阿富汗目前輟學孩童人數共三百七十萬，其中六成為女孩。

不只教育權，未穿著覆蓋全身的傳統服飾布卡（Burqa），或沒有十六歲以上親屬男性（mahram）陪伴的女性都喪失了人身自由。另外，塔利班士兵透過民眾家中的女性衣著判斷年齡，將超過十五歲的未婚女性、四十五歲以下的寡婦列為清單上的性奴隸。於2001年被摧毀的巴米揚大佛（Buddha of Bamyan）所在地賽格汗（Saighan） 居民薩奇札達（Nafisa Sakhizada）便感受深刻，「我們一聽到他們要來這裡尋找婚配對象的消息，便在當晚和其他女性逃離家鄉了。」

人民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塔利班已殺害了路透社記者希迪奎（Danish Siddiqui）、德國之聲記者哈姆達德（Amdadullah Hamdard）、什葉派哈扎拉族人（Hazara）、學生與醫護人員，以及貧窮的無辜平民。7月12日，在法里亞布省（Faryab province）扶養四個小孩的母親，因無法準備十五位塔利班士兵的餐食而被步槍毆打致死。

以「頌揚男子氣概」貫穿的三大恐怖組織

照目前情況看來，塔利班政權似乎無惡不作。然而，泯滅人權的問題核心不在個人行為，而是人民與造就極端聖戰士的社會關聯——父權體制——表彰男性支配的文化，因人民被迫參與才得以延續。伊斯蘭教本為回教徒的虔誠信仰，如今卻深受汙名、被視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塔利班、基地組織（Al-Qaeda）、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簡稱ISIS）。

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塔利班，其沙漠文明追求超越民族的團結，並期許將阿富汗回復到理想的伊斯蘭時代。在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的劃分下與北方什葉派極少往來，以南方普什圖族為據點，其伊斯蘭戒律深受全國占比七成的農村人口認同。自蘇聯撤軍後從巴基斯坦北部竄起，並於1996年奪取喀布爾政權，兩年後佔領阿富汗九成領土，掌握控制實權直至2001年。

而由沙烏地富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所創立的基地組織，與塔利班同為抵抗蘇聯入侵而並肩作戰。將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視為敵人，基地組織於2001年9月11日襲擊美國雙子星大樓，要求西方勢力撤離中東地區。然而，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卻因此派遣軍隊入侵阿富汗，展開長達二十年的反恐戰爭。

承襲招攬全球成員的理想，基地組織在伊拉克的分支伊斯蘭國，為美國於2003發起的伊拉克戰爭的產物，其位於敘利亞與伊拉克的成員約有兩萬人。該組織於2014年加入阿富汗境內的好戰分子，2015年襲擊巴黎。強調與什葉派的對立，伊斯蘭國對遜尼派教法的闡釋更為嚴格，並因塔利班與美國曾於去年在多哈進行協商，便將前者視為「叛教者」。

在8月26日策畫喀布爾機場爆炸案、造成包含美國13位士兵，共約170人死亡的「伊斯蘭國呼羅珊」（Islamic State Khorasan，簡稱IS-K）則為伊斯蘭國的分支，其目標為反對西方國際和人道主義。儘管視塔利班為叛徒，IS-K仍透過塔利班旗下的武裝組織「哈卡尼網絡」（Haqqani network）與其保持聯繫。

總結來說，塔利班、基地組織、伊斯蘭國三者皆強硬解讀遜尼派教義，並視西方政權為共同敵人。其宗教認同政治化的教派主義，使得國家藉由強化教派認同或衝突，以規劃戰略決策。而在父權體制頌揚男子氣概的脈絡底下，戰爭成為士兵的殊榮，並嘉許為了擴展地盤而犧牲生命的行為，以傳承藉由出兵爭奪控制權力的戰鬥精神。

被扭曲的可蘭經，與二十年後的塔利班與阿富汗

雖然如今掌權的塔利班政權好戰且厭女，原本仰賴美國援助的喀布爾政府也未能善盡職責。

二十年間的內鬥戰亂層出不窮，甘尼坦承軍隊的傷亡比例極高，2014年起已超過四萬五千名阿富汗保安人員慘遭殺害。另一方面，部隊裡上層中飽私囊、走私美軍武器、謊報軍隊人數、削減前線糧薪等腐敗行為令人髮指，美國「阿富汗重建特別督察長」（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簡稱SIGAR）辦公室更曾揭露「幽靈士兵」的貪瀆現象。

另一方面，大多回教徒都認同《可蘭經》的部分嚴苛條文已不適用現況。然而，嚴格遵從沙裏亞的塔利班為基本教義派，不顧及世界價值觀而一心奉行政治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強調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間的衝突，並致力於成立伊斯蘭國家、推行中古時代的司法，以嚴酷刑法迫害女性及非穆斯林。

事實上，經文裡頭的「聖戰」指的是藉由肉體和心靈間的對抗為真主奮鬥，伊斯蘭主義者卻以聖戰名義合理化種種軍事暴力。

儘管如此，目前阿富汗的貧困狀況，竟或許能成為促進人權的一線生機。自2001年塔利班戰敗美國，阿富汗便倚靠大量國際援助，2020年國內生產毛額（GDP）更占比超過四成為捐款。再度掌權的塔利班無法接管存放於美國的阿富汗儲備資產，通貨膨脹局勢使塔利班疲於支付薪資、維持基本建設運作。

同時，各國駐軍隨著喀布爾政府垮台而撤離，害怕塔利班的當地人才也大量流失。為了獲得國際承認以取得外援和回復國貿，塔利班必須阻止阿富汗成為恐怖組織的基地，並尊重婦女及什葉派等少數族裔的權利，否則便只能藉由種植罌粟，以鴉片生意作為武裝收入來源。

此外，在國際非營利組織戰爭與和平報導機構（The Institute for War and Peace Reporting）工作超過10年的拉赫曼尼（Noorrahman Rahmani）表示，比起二十年前只有一間公立大學、一家電台的黑暗時期，「現在的阿富汗人知道的更多，受過更好的教育，也能夠接觸到不同的媒體平台，不會輕易相信塔利班的言論。」多數回教徒也認為，現代社會需要的是非暴力的聖戰，為了平等與自由起身奮戰。

改變父權體制，需要每個公民的力量

阿富汗人民並不打算束手就擒。婦女無視武裝分子開槍掃射，在喀布爾街頭進行集會；報導婦女抗議運動的記者寧願被挨打也不撤回報導；阿富汗全國抵抗陣線（National Resistance Front of Afghanistan，簡稱NRF）未曾棄守喀布爾北部潘傑希爾（Panjshir），並聲明「塔利班的非法政權是與阿富汗人民為敵的象徵。」

不只分散全國的抗議訴求，於1970成立的阿富汗婦女革命協會也呼籲各國持續關注阿富汗人民的權益。「過去二十年，我們反對美國政府的發動戰爭佔領家園，但現在我們更害怕回到塔利班血腥統治時期，世界將遺忘阿富汗的婦女。」

為了避免性別平等退步，數千位女性在社群網站上發起的「我的底線」（#MyRedLine）運動，參與者包含自行車選手薩敏（Kobra Samim）：「女性從事體育活動是我的底線；」被迫撤離家園的女權運動者弗洛坦：「我的底線就是我的筆和言論自由；」致力於女性參政的納岱理（Farkhunda Zahra Naderi）：「保障女性進入國家領導階層的權利，是我的底線。」

「雖然塔利班警告國營電視台、電台的女性記者不要回來工作，」擔任阿富汗媒體阿薩迪電台（Radio Azadi）局長的馬赫迪（Sami Mahdi）說道，「但是國際社會可以以保障言論自由、民意選舉、尊重女性作為談判籌碼。」《人權觀察》亞洲部主任派翠夏・戈斯曼（Patricia Gossman）也力求國際捐助者持續捐款，「許多沒能逃出阿富汗的人民急需及時的人道救援，以及教育等必要措施。現在還不是放棄的時候。」

為了解決問題，人類不應把性別歧視和極端主義歸咎於個人態度或父權社會。事實上，每個人都隨時身處於父權體制，也掌握著父權的塑形與發展。藉由轉變人類與體制的參與關係，受壓迫的女性敢於發聲反抗塔利班、捍衛自身權利；國際社會得以經濟制裁要求塔利班尊重普世價值觀；而身處台灣的我們，更應持續關注阿富汗的局勢，不容許只因身為女性便失去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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