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昔豪英橋上飲─紀念七等生及文季世代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南宋陳與義〈臨江仙〉

一

2020年10月24日，七等生因癌症辭世，27日在淡水海葬。喪家未發訃聞，未舉行公祭及任何紀念儀式。以這樣低調的方式，走完他81年孤獨的人生，也為他一生扮演的「遁隱者」的角色，做了最忠實、貼切的詮釋。

自從2003年他宣布封筆，淡出文壇後，確實從此銷聲匿跡。17年後他的名字再度在媒體出現，卻是辭世的消息，在文學界又掀起了一陣漣漪。媒體大幅報導，「臉書」社群上充滿了各種追思、懷念他的文章，讓人不禁謂嘆，又一顆文學巨星的隕落，以及一個文學世代的消失。

從世俗的觀點來看，他的一生是平淡無奇的，出生在苗栗濱海的通霄小鎮，在這個偏鄉當了一輩子的小學教師，課餘寫點文章，賺點稿費補貼家用，也能畫畫，彈奏樂器自娛，一如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的公教人員，生活清苦，勉強度日。

可是他的內心卻是苦悶的，懷才不遇，有志難伸，因而離群索居，轉而追求內心的世界。而文學就是他精神的撫慰，甚而是灰暗人生的救贖。

1962年，七等生年方23歲，在「聯副」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失業、撲克、炸魷魚〉。雖然只有三千多字，且毫無故事情節，難以歸類為短篇小說或散文，卻因充滿了虛無和頹廢的基調，具有現代主義的隱晦精神，因而被視為現代小說的實驗之作，很快就受到同世代青年作家的注意，並援引為同一文學陣營的伙伴。

1966年《文學季刊》創刊，七等生名列編委之一，這是他首度參與文學團體。由於尉天驄、陳映真、劉大任等《筆匯》時期的創始人各有工作，大部分的編輯工作都由七等生負責，他甚至為此辭去工作，全心投入《文學季刊》第一至第五期的編務。

此期間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雷驤等新銳作家陸續加入，紛紛在這兒發表重要的作品，使得《文學季刊》在小說創作的領域大放異彩，「文季世代」於焉形成，不但當時廣受文壇重視，日後也在台灣文學史留下重要的一頁。

身為「文季世代」的核心成員，七等生的重要性不言可諭，特別是在小說的創作上屢有驚人之作。他的小說因語言晦澀難懂，故事情節離經叛道，人物的性格陰暗扭曲，卻又能運用獨特的文字書寫，將這些負面的元素融鑄成異質化的文學作品，在現代小說中獨樹一幟，成為極具個人風格的作家，也因此成為台灣現代主義小說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

1971年10月，我進輔大中文系就讀，雖然高中時代我就開始寫小說，作品也曾在「人間副刊」刊出，但對現代文學的接觸還是進輔大之後。某天我在圖書館的書庫裡翻出三大本的《文學季刊》合訂本，上面佈滿了塵埃，是我在南部不曾看過的純文學雜誌。封面上那些作家的名字我也很陌生，其中七等生更是一個猜不透的名字，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我好奇地打開來看，一看便不忍釋手，一連幾天很快便將陳映真、黃春明、七等生、王禎和等人的作品看完了，內心有無比的震撼。尤其是七等生的作品，完全顛覆了我對小說的理解，原來小說也可以這樣寫，從此改變了我寫作的風格。這些作家也成為我極仰慕的對象，很希望有一天能認識，並向他們請教。

1975年6月中旬某個晚上，黃春明應邀到輔大演講，我當然不能錯失良機，聽完之後便鼓起勇氣去找他。他表示曾看過我的小說，對我頗有印象，便約我幾天之後在台北見面。二人一見如故，談得欲罷不能，學期結束後我搬出學校宿舍，居無定所，還曾在他北投奇岩老家寄居了半個月，深受他們夫妻照顧。

那時陳映真剛遠行歸來，我熱切地想見他一面，透過黃春明的引介，我們也很快見面了。同樣一見如故，談得欲罷不能，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仰慕之情。1976年9月我赴金門服役前夕，他和新婚夫人陳麗娜特別在中和寓所設宴為我餞行。因此我對文季世代的作家始終懷抱一份兄長之情，對他們提攜後輩的熱情永遠銘感於心。

1978年10月，我從金門退伍回到台灣，進「時報周刊」擔任採訪編輯，開始我的採訪生涯。其中有個「城鄉小調」專輯，由我負責撰稿，每個星期選一鄉鎮，對其特色做深度採訪報導。某次路過通霄，因為這兒是七等生的故鄉，便順道去拜訪他，兩人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盤腿聊了一個下午，起身要告辭時，我才發覺兩腳酸麻得幾乎站不起來。

他的長髮後梳，體形瘦削，陪我在小鎮的街道散步時，我的腦海裡老是浮現〈我愛黑眼珠〉的場景。主人翁李龍第撐著一隻黑色雨傘，在冬日黃昏下雨的街頭踽踽獨行。沒有方向，也不和人打招呼，只是毫無目的四處遊蕩。

李龍第不就是他本人的寫照嗎？這個瘦削的靈魂，終其一生都是個遁隱者，離群索居，活在想像的世界，甚至幻想自己是洪水來臨時的救世主。依照存在主義的理論，世上的一切都是一場虛無，這或許就是他小說創作的源頭罷？

之後我每次搭台鐵海線列車經過通霄，當列車停靠在小火車站時，總會看到海岸的防風林，以及七等生在小鎮踽踽獨行的身影。二者的影像重疊在一起，已成了我永難忘懷的通霄小鎮永恆的風景。

三

1983年秋天，我和七等生再見面時，時空已有所轉變，場景一下子跳接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五月花」學舍和比鄰的聶華苓家。那年聶華苓主持的「國際作家寫作坊」邀請他和陳映真，大陸劇作家吳祖光、新鳳霞夫婦，小說家茹志鵑和女兒王安憶，一齊到美國訪問，寫作坊即設在「五月花」學舍。

為了歡迎這些遠道而來的貴賓，聶華苓特別選了一個週末，在家裡舉辦一場歡迎餐會。我和高信疆正好在鄰近的威斯康辛大學東亞所就讀和做研究，指導教授是劉紹銘，聶華苓便邀請我們三人一同前往參與盛會，與老朋友同歡，真是貼心的安排。

我們開了三個半小時的車，找到聶華苓的家已是黃昏時分，小城的秋意有些蕭索，可是一進到屋子裡可熱鬧了。除了上述六位主客已就座，在場的還有李歐梵、藍藍夫婦，韓國詩人許世旭，以及主人安格爾和幾位來幫忙的台灣留學生，原本寬敞的客廳竟有些擁塞，熱烘烘的，充滿了歡欣的家聚氣息。

聶華苓真是個周到而細心的女主人，不僅張羅了豐盛的晚餐，還準備了精彩的餘興節目。甫用過餐，人人座前即擺上一杯咖啡，一杯香茗，或一杯好酒，然後逐一點名賓客起來表演節目，千夫所指，誰也抵擋不了。

大概趁著那麼一點酒興吧，大家都很放得開，先由許世旭唱韓國歌謠「阿里郎」，一邊唱，一邊還打鼓。接著由陳映真唱客家山歌，硬是唱得委婉有致，曲折動聽。高信疆唱「流亡三部曲」，聲音高亢，舉座為之沸騰。李歐梵以交響樂哼「滿江紅」，劉紹銘則吟了一首古詩。七等生拖到最後，鴨子逼上架後，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竟是以最華麗的身段出場。

他提一口氣站起來，皮鞋跟在地板上一陣猛敲，雙手在頭頂上打著清脆的拍子，腰身隨節拍扭轉，當場跳了一段西班牙鬥牛舞。他的身手俐落，節奏快速，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將現場的氣氛帶到最高潮。

他回坐之後大家仍議論紛紛，不斷詢問他是那兒學來的，為什麼跳得那麼好。他只是笑而不答，安靜地喝茶，讓大家急著滿地找跌破的眼鏡。那是我看過最不像七等生的七等生，生平也只有這麼一次，因此至今仍印象深刻。

四

我最後一次與他見面，大約是二十年前。那時我在國藝會工作，常要去探訪古蹟，以及在古蹟舉辦的藝文活動。某個秋天的夜晚，我路過大龍峒的保安宮，想到我們補助的一個南管研習傳承計畫，便想進去看看實施的情況。

夜晚的保安宮十分幽靜，少有人跡，加上燈光朦朧，更顯出傳統宮廟建築之美。我走進三川門，朝內埕西側的廂房走去。這兒有個和華樂社，夜晚社員常在這兒操琴彈唱，曲音悠揚，四處可聞。

我去的時候較晚，社員大多已離去，只剩一人抱著琵琶，交疊著雙腿坐在一張椅子上，咿咿唔唔的，正在自彈自唱。我趨前一看，竟是多年不見的七等生，他也認出我來，兩人不禁相顧大笑。

我便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來，準備和他好好聊聊。他說他喜歡南管古樂，也能唱上幾曲，這兒有幾位同好，沒事上台北時就來保安宮與他們酬唱作樂。那晚曲終人散，他卻意猶未盡，便留下來自娛一番，沒想到會和我不期而遇。

我們兩人都十分開心，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就是不談文學，因為他已宣告封筆，也少與文學界往來。文壇眾聲喧譁，一切有如過眼雲煙，離他已十分遙遠。他只活在當下，閒暇聆賞南管雅音，就是他晚年心靈的寄託，也是他最自在、愜意的時刻。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臨老的心境，他仍然是個遁隱者，是流浪在文學荒野的一匹孤獨的狼，今生只能踽踽獨行。

如今二十年又過去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當他的骨灰灑在淡水的外海，總算如願地尋到他今生的歸宿。每天隨著潮汐漲落，自在地漂流，或許他不安定的魂魄，就能在此永恆地安頓下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