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譯《台北人》俄文版的心路歷程

終於，《台北人》說起俄文來了！

這個消息對我而言，彷彿寒冬之後的春煦。近日來自俄羅斯的大小新聞愈來愈可怕，唯獨這一封從莫斯科「東方文學出版社」傳的電子郵件令我雀躍不已。

還記得三年前，我回國拜託我大學時期的恩師Olga Mazo女士，請她問問當地出版社是否有興趣出版白先勇老師的著作；沒想到迅速地就找到了出版社，並得到正面的回應。當時的我還以為，只需一年甚至更早就可以看到俄文版的《台北人》問世。誰曉得，過了沒幾個月全球就爆發了新冠肺炎的疫情，接著突襲而來的俄烏戰爭，接二連三的事件嚴重地衝擊到俄國境內出版社業者，導致出版的計畫一延再延。但現在回頭看，或許每一本書的誕生上天早就注定好了：《台北人》在俄羅斯出版的命運，就已經被老天安排在今年九月！

我與《台北人》的不解之緣可以追溯到2007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我在展中看到一本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英對照版的《台北人》。隔年2008年（也是我考進政大東亞所的第一年）我開始認識白先勇老師的作品，同年政大舉辦了一場白先勇國際研討會，我便開始閱讀白老師相關的著作，也滿足了我個人對台灣文學的興趣。讀《台北人》時我有一種特別的感受，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或許是因為裡面的懷舊氛圍、遠離家鄉的痛楚及悲戚的歷史觀。大學時的我曾經研究過中國哲學，加上在東亞所讀了兩岸近一百年的歷史，《台北人》一書中的故事讓我更了解時代的背景。幾年之後，我就有了將《台北人》翻譯成俄文的念頭。

研究所畢業之後我在中央廣播電台（簡稱央廣）任職，負責俄語節目的製作與編輯。從2016年開始，我在工作之餘就著手翻譯《台北人》的第一篇「永遠的尹雪艷」，接著繼續翻譯「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同年5月我把「永遠的尹雪艷」的俄文版，分享給我認識已久的俄羅斯和台灣的俄語老師們，邀請他們一起聚在政大俄羅斯中心，舉辦了一場小小的翻譯閱讀討論會。我猜想，他們一定會很喜歡《台北人》裡面所描述的故事。果不其然，年邁的俄國前輩們不但跟我一樣喜歡上《台北人》的風格及故事敘述的方式，而且也被《台北人》感動得眼角泛淚，我也得到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我在翻譯《台北人》時，大量地閱讀俄國以及歐洲的文學作品，也看了不少電影（曾經拍成電影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以及《孤戀花》），舞台劇（1982年錄的VCD版的《遊園驚夢》），藉此吸取養分。我選讀了契訶夫以及納博可夫的短篇小說，吳爾芙的《戴洛維夫人》以及《到燈塔去》，當然，也讀了喬伊斯的《都柏林人》。我也細讀杜甫最經典的詩，比對許多俄文譯本，都是為了翻譯兩首在《梁父吟》中所引用的杜甫寫的詩句（剛好那兩首在俄羅斯未曾翻譯過）。另外，我更花了一番心思翻譯劉禹錫的「烏衣巷」，因為這一首詩彷彿是全書的調音器。為了翻譯如此富詩意的著作，我需要不斷的尋找最好的詮釋，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斟酌譯文。

第一次見到白老師也是在台北國際書展，那是2017年的2月。我終於鼓起勇氣向白老師自我介紹，並且告訴他，我希望能將《台北人》翻譯成俄文。這一次的見面，對我而言是一件無比重要的事。白老師很親切地跟我說，他會盡力協助我，有任何問題可以和他討論。與白老師幾次見面後才知道，原來白老師非常喜愛19世紀的俄國文學，而杜斯妥耶夫斯基是則是他最喜歡的俄國作家。

我曾經在童元方老師的《譯心與譯藝》讀到「譯海無邊」四個字，我想，這四個字確實可以形容我翻譯《台北人》的心路歷程。這些年在譯海裡沉浮，感謝每一位讓我保持浮力的台灣朋友。特別感謝我的好朋友泰雅族勇士伊凡、身處俄國冰天雪地中教授華語的孟緯，以及俄國文學專業杰翰，感謝他們的熱情幫助。最要感謝的是白先勇老師，在這漫長的旅程中提供給我各樣協助以及對我的信任，《台北人》才能開口說俄文！

雖然我過去做過許多的翻譯工作，包括中俄口譯及筆譯，但翻譯文學作品卻是我的第一次。未來，我希望能翻譯更多白老師的作品，讓更多俄羅斯的讀者們能體驗到台灣文學的美。

能讓《台北人》說起俄文，是我一輩子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