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世界秩序托底的世界市場

即使在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訪台灣之際，我依然對中美關係保持謹慎的樂觀，並認為雖然中國面對的外部壓力和風險加大，但未來5至10年的中國依然處於「風險可控的戰略機遇期」。

中共二十大後，歐洲開始對華轉向，德國總理蕭茲和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先後訪華，荷蘭逆美國意志而賣光刻機給中國，而中美元首峰會後美國眾議院首次放寬進口來自中國的晶片的限制範圍。

不僅美西方對華政策有所轉圜，中國在G20峰會上的突出地位以及中阿峰會，都標誌著中國的國際作用更上層樓。美西方釋放的對華政策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所呈現的「雙向運動」，意味著中國並沒有因為外部風險增加而失去戰略機遇期。

這背後的邏輯就是我們所說的作為觀察世界秩序變革的方法論的世界政治學。世界政治學研究的是基於世界市場形成的政治思潮所導致的國內制度變遷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國關係和國際秩序。在世界政治視角下，無論是國家還是非國家行為體，最終都是人構成的，一切政治經濟分析最終都應該還原到人的觀念與利益上來。

人的行為受兩種因素支配，一是觀念，一個是利益。世界市場是利益的舞台，而政治思潮則是觀念的匯聚。抓住了這兩個關鍵詞，對於歷史上的國際秩序以及正在變動的世界政治走向，就會有個大致的把握。

首先，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編織起來的一套組織體系，離開世界市場，靠戰爭和貿易擴張形成的民族國家政治體和資本主義經濟體都會萎縮。除非歐美國家不再搞資本主義而拋棄世界市場，否則世界市場就是鏈接歐美與中國的生命線。

其次，不同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不同位置，誕生了相應的政治觀念。主導世界市場的國家必然主張自由擴張主義的政治思潮，而被支配國家則可能奉行各種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等政治思潮。

因此，世界市場和政治思潮互動所形成的國際秩序是一個矛盾體，支配世界市場的國家的政治思潮與世界市場邊緣地帶的國家所主張的政治思潮是衝突性的。人們看問題容易受政治思潮支配，政治觀念所建構的大國關係是很緊張的，但政治思潮的背後是世界市場。

中國已經是眾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在世界市場中處於收縮地位的國家對待中國必然是極端矛盾的。

一方面，市場分工存在雙贏和共生的機制，這些國家離開世界市場就無法存活，因為資本主義是依賴世界市場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化體系，而中國已經在世界市場體系中舉足輕重，它們離不開中國，與中國脫鉤會帶來經濟上的疼痛感。

另一方面，權力分配具有排他性與零和特點，世界市場中心地位的轉手讓它們感到失落、焦慮和恐懼。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中國都將身處這個矛盾體的國際秩序中。

中國在世界市場中的比重和國內市場影響世界市場的能力，決定了那些曾經的世界市場中心國家離不開中國，同時又因為這些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收縮所刺激的民粹性情緒而對視中國。

處於這種矛盾體世界的中國，如果掌握認識國際秩序的方法論，對外部世界的變化就能保持自信，在大戰略上保有政治定力。要知道，與一個能決定世界市場走向的國家「脫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反噬，這也根本性地違反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利益。（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國際關係學院院長）